集诸儒之大成 授百代之精深——朱熹

他的渊博的学识，使他成为著名的学者；他的精深的思想，使他成为第一流哲学家。尔后数百年中，他在中国思想界占统治地位，决不是偶然的。

——冯友兰

宋代是中国儒学的复兴时代。宋儒吸取了玄学、佛学、道教的思想成果，根据新的时代要求，对儒家经典进行了再阐释、再创造，形成了被称为“道学”的新儒学，分化为“理学”与“心学”两大派别。在宋儒的众多著述中，影响最深广、最持久者，莫过于南宋理学家朱熹所撰的《四书集注》了。

朱熹，字元晦，改字仲晦，号晦庵，祖籍为徽州婺源（今属江西），出生地是福建尤溪。其父名朱松，曾做过南宋朝廷的秘书官。他对汉高祖刘邦把儒生的帽子摘下来撒尿一事感到有点寒心，就不再戴儒生的帽子了，对朱熹反而期望他长大以后能去打仗、守边关。但朱家长期受孔孟之道的熏陶，以儒学作为家教。朱熹10岁读《孟子》中的“圣人与我同类”一句时，非常高兴地决心学做圣人。最后，他父亲还是送他到书院读书。

绍兴十七年秋中举人，次年春登进士。淳熙八年十二月，任直秘阁受命巡视台州时，上书弹劾前太守唐仲友“违法扰民，贪污淫虐，蓄养亡命，偷盗官钱”，宰相王淮包庇，朱熹不畏权奸，连上书10次，终于罢免了唐仲友新任江西提刑官职。并上奏朝廷，指出当时南宋天下“如人有重病，内自心腹，外达四肢，无一毛一发不受病者”，提出“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纪，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六大政策。然而南宋皇帝昏庸无能，并未能采纳朱熹的良谏。

朱熹一生仕途坎坷，他以主要的精力从事著述和讲学。他利用任地方官的机会，先后复建白鹿书院，建立武夷精舍，重开岳麓书院，修设沧州精舍，对发展古代高等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朱熹的著述甚丰，有《近思录》、《诗集传》等，又有《朱文公文集》100卷、《朱子语类》140卷，而影响最大者则是《四书集注》。

所谓《四书》，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经过朱熹著《四书集注》，《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终于形成与“五经”同等重要的“四书”概念，“四书五经”成为儒家经典的总概括。

《四书集注》全称《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在不同时间完成的。在《四书集注》中，朱熹对这四部不同时代的儒学著作进行了精心编排，把它们解释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朱熹认为，人们读《四书》，必须“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朱子语类》）。这就是说，《四书》实际上是一个严密的思想体系，各书之间有其内在的、不可逾越的逻辑联系。《大学》是进入这个体系的大门，《论语》奠定了这个体系的基本思想，《孟子》是对这个体系的展开和发挥，而《中庸》则蕴含着这个体系的精髓。人们只有按照这个顺序读《四书》，才能步步深入，登堂入室，领会儒家义理，获得孔门真传。但实际上，朱熹在《四书集注》中精心设计的这个思想体系，并不是真正要恢复先秦儒学的本色与传统，而是依据他的理学思想重新解释儒学经典，由此来阐发自己的理学体系。可以说，《四书集注》的主旨就在于以理学注《四书》，以《四书》论理学。

朱熹著《四书集注》，在哲学史和文化史上的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他强调了“理”的意义，强调了人的精神境界和伦理道德的作用，强调了教化对人的改造和塑造的作用。在这里，他确实抓住并突出了人之所以为人、社会之所以为社会的根本；另一方面，他在人的个体价值与类价值、物质利益与精神境界之间，又过分强调了类价值、精神境界，而忽视了个体价值、物质利益。他通过对儒家原典的解释，阐发了自己的思想，是对古代解释学的一大发展；他又把儒学原典视为不可超越的教条，把人们的思想局限在这些本本之中。

公元1313年，元仁宗皇帝下令科举考试以《四书》为主要内容，以《四书集注》为官方解释和立论根据。这种做法一直沿用到1905年废科举、兴学校。《四书集注》作为官方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长达600年之久。

《四书集注》版本很多，现在容易找到的有《四书五经》宋元人注（中国书店1984年影印）、《四书章句集注》（《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