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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王充

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至今亦鲜有能逮者。

——章太炎评论王充

夫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

——王充

有人认为人死以后会化为鬼,鬼具有一定的魔力,对鬼有所冲撞轻者会倒霉败运,重者导致家破人亡。我国东汉前期思想界就充满了类似的荒诞迷信,比西汉后期更为严重;当时不但有经术家专谈天人感应、阴阳灾异、鬼神吉凶,而且由于光武帝的倡导,专门伪造神秘预言的图谶之学也特别风行。中国文化中原有的理性精神,几乎完全被窒息了。这时候一个叫做王充的思想家勇敢地站出来,反抗这种思潮主流。他很风趣地说,从古到今,死者亿万,大大超过了现在活着的人,如果人死为鬼,那么,道路之上岂不一步一鬼吗?王充认为人是由阴阳之气构成的,“阴气主为骨肉,阳气主为精神”,“精神本以血气为主,血气常附形体”,二者不可分离。他精辟地指出:“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也就是说,精神不能离开人的形体而存在,世间根本不存在死人的灵魂。至于说有人声称见到了鬼,其实是人的恐惧心理造成的,这样的声音在当时无疑振聋发聩。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家境寒素,为人耿介,思想尖锐。他只短时期做过郡县的属吏,又与上司同侪不合,于是专心于著述。由于王充没有进入朝廷的机会,又生活于远离京师的南方,因而更能保持思想的独立。他的著作有好多种,最重要也是惟一流传至今的,是《论衡》85篇。

《论衡》写作于明帝永平末至章帝建初末的10余年间。当时正是章帝年间,皇帝亲临白虎观,大会经师,钦定经义,并命班固把会议的内容编纂成《白虎通义》,郑重其事地把一套谶纬迷信和天人感应的学说制定为“国宪”,也就是宗教化的国家意识形态。《论衡》恰恰是站在比较接近原始儒学的古文经学立场上,激烈地批判官方这种宗教化庸俗化的今文经学。《论衡》中,《变虚》、《异虚》、《福虚》、《祸虚》、《寒温》、《变动》诸篇,批判了天象物候与人类社会相互感应的思想,这正是当时官方学说的核心;《死伪》、《纪妖》、《订鬼》、《难岁》诸篇,批判了世俗的迷信。他的论证方法,主要是罗列大量的生活常识进行层层推进的逻辑推理,以发扬理性,击破妖妄无据的迷信。举一个批判“人有所恨则死不瞑目”的例子:

凡人之死,皆有所恨:志士则恨义事未立,学士则恨问多不及,农夫则恨耕未蓄谷,商人则恨货财未殖,仕者则恨官位未极,勇者则恨材未优。天下各有所欲乎?然而各有所恨!必以目不瞑者为有所恨,夫天下之人死皆不瞑也!(《死伪》)

王充的论述,就是这样简朴而明快。他的文章风格,也是平易流畅,毫无修饰。

王充坚持反对儒者“好信师而是古”的风气。儒者“以为贤圣所言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王充认为这是“奇怪之语”、“虚妄之文”得以流行的原因。因此他在与错误思想的论战中,非常强调效验的力量,说:“凡天下之事,不可增损。考察前后,效验自列。自列,则是非之实有所定矣。”又说:“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他认为,凡事都要讲根据。不管说得多么动听,如果缺乏事实根据,就难以令人相信。

《论衡》中有许多地方谈到作者对文章的看法,在文学批评史上也有一定地位。王充评价文章的出发点,是传统儒学的经世致用思想;他提出的文章标准,主要是学术论文的标准。所以他强调文章要有劝善惩恶的实用性,要有真实可信的内容,语言要同口语一致而明白易晓,否定夸张、虚构、想象,反对模拟。从学术论文来说,这样要求大致上不错;但当他拿这种标准来衡量文学作品时,有些地方还说得通,不少地方又显得很片面。他不但完全否定神话传说、民间“短书小说”的价值,对辞赋也多有苛责。如批评司马相如、扬雄“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定贤》)。然而辞赋本来不是用来“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的东西,又岂能以此来否定它呢?

严格说来,《论衡》在中国思想史上,并不是一部深刻的论著;它的文章虽有平易流畅之长,却显然是缺乏文采的;它的文学批评,由于不能把学术论文和文学作品加以区别对待,也有不利于文学发展的地方。那么,在文学史上,它究竟有何意义呢?

首先应该说,东汉王朝那种妖妄荒诞的统治学说,并不需要深刻的哲学思辨来对付。打破它,需要的是勇气,是清楚明白、具有说服力的批判,是尖锐而坚决的抗争。《论衡》正是这样适时的著作。没有理性精神的复苏,没有对官方学说的怀疑和唾弃,正处于衰微的文学是很难找到出路的,《论衡》又正是起到了唤起理性的作用,所以它不仅预示了思想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同样也预示了文学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