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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

后世诸史之列传,多借史以传人;《史记》列传,惟借人以明史。故与社会无大关系之人,并不限于政治方面,凡与社会各部分有关系之事业,皆有传为之代表。以行文而论,每叙一人,能将其面目活现。

——梁启超

《史记》几乎会出现在所有的必读书目中。其实没有比读《史记》更激动人心的了,经太史公的精心选择,那一个个的历史人物无不写得龙腾虎跃,读之,让人不得不佩服太史公的才情。鲁迅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是对《史记》在史学和文学史上卓越成就的精辟评价。

司马迁出生在黄河之滨的龙门(今陕西韩城附近),自幼聪颖好学,青年时代四处漫游,获得了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为撰写《史记》积累了很多生动活泼的素材,同时也为《史记》那种“其文疏荡,颇有奇气”(苏辙语)的语言风格提供了丰富的生活基础。其父司马谈,熟悉史事与天文地理,汉武帝建元初年(公元前140年—公元前135年)任太史令,他早就有意论载“天下之史文”,但始终没有如愿;司马谈死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此后不久,开始着手撰写《史记》。公元前98年,正当司马迁全力以赴写作《史记》时,遭李陵之祸下狱受腐刑。司马迁以先贤鼓励自己,虽遭大辱,也要完成《史记》,终于用了大约16年的时间写完了这部52万余字的著作。

司马迁一方面深受《春秋》的影响,撰述《史记》要明辨是非善恶,另一方面,他还要在《春秋》的基础上作创变突破,把史学从政治和道德评价的范围引向对历史探索的园地,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史学。

如何使史学真正担负起研究历史的任务,司马迁在给任少卿的信中作了叙说:“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络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司马迁传》)

作为一个优秀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形成了极具个性的风格,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史记》首创了纪传体通史的体裁形式。史书编年体的体裁形式有两点严重不足,一是不易集中反映同一历史事件前后的联系,二是不能突出表现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与地位。编年体的不足引发了司马迁对史书撰写的框架提出了一个全新构想。纪传体史书以人物为中心,结合记言、记事,这种体裁的史书可以更多地反映各类人物在历史上的活动,记述范围广泛,便于突出一定历史时期的发展形势。

《史记》主要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史论组成,记载了上自黄帝,下到汉武帝时期近3000年的历史;精心结构、谋篇布局,表现了结构美。全书共130篇,中本纪12篇,记载历代帝王世系与国家大事,及帝王本人事迹;表10篇,记载帝王、诸侯、贵族、将相大臣的世系、爵位与简要的政治事迹;书8篇,分别记述天文、历法、礼、乐、封禅、水利、经济等典章制度和有关自然、社会情况;世家30篇,主要记述西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的世系及历史,汉代丞相、功臣、宗室、外戚、孔子和陈涉的事迹;列传70篇,是全书的主要部分,记述社会各阶层、各方面的重要人物及各少数民族和邻国的历史;全书大多篇章后都有“太史公曰”,是作者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论及一些史实的补充,书的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叙述司马迁自己的家世和事迹,以及撰写本书的经过、意旨及作者的史学见解。

《史记》纪传体的创造,为后世纪传体史书的编纂树立了楷模,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后来的史学家撰写纪传体史书,在体裁上基本都是沿着《史记》的路子走的。

其二,体现司马迁个性的不仅是他创造了纪传体通史的体裁,还有他那独特的文学风格。司马迁具有高超的语言艺术,他运用时代语言,刻画历史人物的性格、特点,生动而简练。《史记》的人物传记有人物形象、有故事情节,简练生动,绘声绘色,一些人物和故事流传至今。司马迁将我国古代散文推向了新的、难以企及的高峰。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归有光等,他们以《史记》为典范,反对具有种种不良倾向的文风,推动他们倡导的古文革新运动。至于太史公“笔法”、文章的气势、韵味等,更是后代作者揣摩、效法的重点。汉以来的许多作家作品都从《史记》中得到过有益的启发,传记文学乃至小说更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史记》的影响,它对我国古典小说传统风格的形成起了巨大作用。

《史记》的问世,为中国史学,为世界史学,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司马迁是中国文化伟人,也是世界文化伟人,《史记》被译成英、法、日、俄等文字广泛传播。1955年,苏联科学界推尊司马迁为“世界文化伟人”,隆重纪念他诞生2100周年。苏联历史学家将司马迁和被称为欧洲“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相提并论,足见司马迁和《史记》的地位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