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因太史公司马迁而生,司马迁也因《史记》而名传千古,至今不衰。二十世纪中国最有名的文学家鲁迅先生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幼承父命,以撰写一部古今通史为己任。其父从年幼时即着力培养,十岁以前使之居于乡间,体味民间之疾苦。十岁后即随古文经大儒诵读《尚书》等古典著作,弱冠之后,又带着满腔热情畅游祖国山川,开阔胸襟,磨练意志,增长见闻。再往后,其父逝世,司马迁秉承父命,继承了太史令的职位,因此获得了接触历代文献和重要档案的机会。这一切,预示着一代史学大家即将长成。
但是,若仅止于此,司马迁便不会具有今日的声名,也不会令后人景仰、崇敬、同情。他更伟大的地方,在于身为史学家而同时又是一位伟大的抒情诗人。
他看事情明锐而透达,可是感情却是他卓越见解的基础;他讽刺的人物很多,然而在他笔下写来,却也依然带着大量可爱的成分;他的史书,如果不加上“浪漫”两字,就缺乏了生命的气息,缺少了永垂不朽的基石。
公元99年,司马迁一生中最惨痛的悲剧事件发生了。
李广后裔李陵以不满五千士卒,出击匈奴,对敌十余万,转战千里,斩获数千,终因道穷矢绝,投降匈奴。消息传来,武帝震怒,群臣随之争相诋毁李陵。司马迁以为李陵出生入死,不顾一己性命安危,而群臣在后方保全妻子财产,一旦前方将领有事,蜂起而攻,暴人之短,世态炎凉,功罪难辨。他怀着悲愤的心情挺身而出,为李陵辩护,终因此触怒武帝,获罪下狱。
依照法律,司马迁被判死刑或以腐刑代替。而被判此刑者可以五十万钱赎身,司马迁家无余财,无力赎罪。是忍辱负重,以完成空前绝后的伟业,还是孤注一掷,以一死证明自己的清白?司马迁面临着痛苦的抉择。
他本不欲苟且偷生于世,惟父亲和自己夙愿未了,所以甘受腐刑,以待将来。出狱后,司马迁发奋著述《史记》,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以成一家之言”。《诗经》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作,《史记》亦然。司马迁忍受腐刑之辱,终于成就了这部鸿篇巨制。
《史记》为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它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先例,并为后代史家所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