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智慧的结晶——考据之学

由于清朝封建统治阶段残酷镇压，雍正、乾隆时期，清朝的统治获得了相对的稳定，并对文人采取了严酷的统治政策。尤其是乾隆时期，屡次禁毁书籍，大兴“文字狱”。当时的文人学士不仅不敢抒发己见，议论时政，即使是诗文奏章中有一言一文的疏失，也有遭致杀身灭族惨祸的可能，所以他们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古代典籍的整理上，寻章摘句，逃避现实。知识分子的这种态度，受到朝廷的欢迎和鼓励。因为封建统治阶级竭力想培养思想锢蔽、眼光狭隘的驯服奴才，以巩固他们的专制统治。古籍的考据，不仅不会背离封建统治阶级的理论准则和最高利益，而且它还将成为日益衰落的程朱理学的辅助和补充。乾隆即位后，大力提倡经学的考据，一些达官贵人如阮元、毕沅等，也出而倡导经学。这样上行下效，在学术领域中出现了“家谈许郑、人说贾马”（许慎、郑玄、贾逵、马融，都是汉朝著名经学注疏家、语言文字学家）的新气象，考据学大盛，渐渐形成一个影响巨大的学派，后世称为乾嘉学派。

乾嘉学派出现于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是以考据为治学主要内容的学派。因为它采用了汉朝儒生训诂考订的治学方法，与着重于理气心性抽象议论的宋明理学有所不同，所以有“汉学”之称。因为这一学派的文风朴实简洁，重证据罗列而少理论发挥，又有“朴学”、“考据学”之称。

考据，作为治学的一个内容和方法，各代都存在。但乾嘉学派专门从事考据，把学术全部纳入考据的轨道。他们在考据和学问之间划一等号，反对宋明理学好发空论言之无物的弊病，走上从书本上寻找疑难问题进行考据的务实道路。所以在思想发展史上，他们建树不大，在学术研究方面，却有一定的造诣和贡献。

乾嘉学派的奠基人，学术界有多种说法。大致可以追溯到清初学者黄宗羲、顾炎武、方以智、阎若璩、胡渭和毛奇龄等人对儒家经典的重视研究，其中特别是顾炎武提出“经学即理学”，“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亭林文集》卷四《答朱子德书》）。主张儒家义理在经书之中而不在经书之外；研究经典首重文字，而治文字必始于知声音。他所撰《日知录》、《音学五书》广征博考、言必有据，成为清代考据家的必读经典，也成为乾嘉学者经典研究的主要方法和途径。因此，顾炎武被公认为是开清代考据学的先河。但是，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家，遗其大而传其小，他们沉溺于故纸堆中，脱离实际，放弃了顾炎武经世致用的本意。

乾嘉学派，一般说来可以分成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吴派的学风即搜集汉儒的经说，加以疏通证明。它的特点是“唯汉是信”，即推崇汉代经说，遵循汉代经学研究，重视名物训诂、典章制度的传统。凡属汉学，就一概予以采纳而加以疏通解说。吴派的主要学者有沈彤、江声、余萧客、江藩、王鸣盛等。皖派则重视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中名物制度的考证。此派的特点是从音韵、小学（即文字学）入手，通过文字、音韵来判断和了解古书的内容和含义，即以语言文字学为治经的途径。他们在文字、音韵等方面作出了不少的贡献。此外，皖派也颇重视思想和理论，如戴震作《孟子字义疏证》就是例证。戴震的学生很多，以段玉裁和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最为有名。

乾嘉学派大多数学者的毕生精力，都从事整理工作，主要是审订文献、辨别真伪、校勘谬误、注疏和诠释文字、典章制度以及考证地理沿革等，在经学、史学、文学、音韵、天算、地理等学科作出了很大的成绩，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可靠的材料和读书的便利。中国古书很多，经过几千年的传抄，不免有不少混乱错误的地方，有的已经无法辨读下去，意义更加无法理解。乾嘉考据家们，用十分精密细致的校勘方法，几乎对所有重要的古书都加以详细的考据证，使后辈读书人省却了很多精力，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乾嘉学派重视客观资料，不以主观想象轻下判断。广泛收集资料，归纳研究，有着细致、专一、锲而不舍等可贵的治学精神。但是，乾嘉学派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脱离实际、烦琐细碎。脱离实际主要表现在存古薄今、舍本求末。他们考订问题，用形式逻辑的归纳法，把同类材料罗列一起，旁征博引，然后得出结论，只讲证据不讲道理。结果在细枝末节上功夫很深，涉及需要说明解决问题时，却无能为力，造成了不通世务、不切实际的后果。烦琐细碎主要表现在许多考据家的作品都是以繁为贵，一字的偏旁、音训考证动辄千言。为了标新立异，解释一个字的古义，疏至盈千累百，议论不休。结果是杂引衍流，不知所归。

学者们毕生的精力，耗于一字一句的正讹、一名一词的渊源，造成很大的浪费。嘉庆以后，有人从不同的角度对考据学派提出异议和批评，乾嘉考据学也开始由极盛转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