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境深远的中国画
中国画，简称“国画”，它用毛笔、墨和中国画颜料，在特制的宣纸或绢上作画。题材上有人物画、山水画、花鸟(卉)画、动物画等之分。在技法上又可分为工笔画和写意画两种，各有蹊径，互有特色。在人物画方面，从晚周至汉、魏、六朝逐渐成熟。山水、花鸟等至隋唐之际，始独立形成画料。到五代、两宋流派繁多，为高度发展阶段。元水墨画盛行。明、清和近代，大体录袭前规。在世界美术领域，中国画具有鲜明的民族形式和独特风格。在描绘物象上，运用线条、墨色来表现形体、质感，有高度的表现力，并与诗词、歌赋、书法篆刻相结合，独特的装裱形式也起到衬托画体的作用，达到形神兼备、气韵生动的效果。
传统的中国画不讲焦点透视，不强调自然界对于物体的光色变化，不拘泥于物体外表的肖似，而多强调抒发作者的主观情趣。中国画讲求“以形写神”，追求一种“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感觉。在构图、用笔、用墨、敷色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中国画的构图一般不遵循西洋画的黄金律，而是或作长卷，或作立轴，长宽比例是“失调”的。但它能够很好表现特殊的意境和画者的主观情趣。同时，在透视的方法上，中国画与西洋画也是不一样的。透视是绘画的术语，就是在作画的时候，把一切物体正确地在平面上表现出来，使之有远近高低的空间感和立体感。因透视的现象是近大远小，所以也常常称作“远近法”。西洋画一般是用焦点透视，这就像照相一样，固定在一个立脚受到空间的局限，摄入镜头的就如实照下来，否则就照不下来。中国画就不一定固定在一个立脚点作画，也不受固定视域的局限，它可以根据画者的感受和需要，使立脚点移动作画，把见得到的和见不到的景物统统摄入自己的画面。这种透视的方法，叫做散点透视或多点透视。如我们所熟知的北宋名画、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用的就是散点透视法。《清明上河图》反映的是北宋都城汴梁内外丰富复杂、气象万千的景象。它以汴河为中心，从远处的郊野画到热闹的“虹桥”；观者既能看到城内，又可看到郊野；既看得到桥上的行人，又看得到桥下的船；既看得到近处的楼台树木，又看得到远处纵深的街道与河港。而且无论站在哪一段看，景物的比例都是相近的，如果按照西洋画焦点透机的方法去画，许多地方是根本无法画出来的。这是中国的古代画家们根据内容和艺术表现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独特的透视方法。
在用笔和用墨方面，是中国画造型的重要部分。用笔讲求粗细、疾徐、顿挫、转折、方圆等变化，以表现物体的质感。一般来说，起笔和止笔都要用力，力腕宜挺，中间气不可断，住笔不可轻挑。用笔时力轻则浮，力重则饨，疾运则滑，徐运则滞，偏用则薄，正用则板。要做到曲行如弓，直行如尺，这都是用笔之意。古人总结有勾线十八描，可以说是中国画用笔的经验总结。而对于用墨，则讲求皴、擦、点、染交互为用，干、湿、浓、淡合理调配，以塑造型体，烘染气氛。一般说来，中国画的用墨之妙，在于浓淡相生，全浓全淡都没有精神，必须有浓有淡，浓处须精彩而不滞，淡处须灵秀而不晦。用墨亦如用色，古有墨分五彩之经验，亦有惜墨如金的画风。用墨还要有浓淡相生相融，做到浓中有淡，淡中有浓；浓要有最浓与次浓，淡要有稍淡与更淡，这都是中国画的灵活用笔之法。由于中国画与书法在工具及运笔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二者结下了不解之缘，古人早有“书画同源”之说。但是二者也存在着差异，书法运笔变化多端，尤其是草书，要胜过绘画；而绘画的用墨丰富多彩，又超过书法。笔墨二字被当做中国画技法的总称，它不仅仅是塑造形象的手段，本身还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
中国画在敷色方面也有自己的讲究，所用颜料多为天然矿物质或动物外壳的粉未，耐风吹日晒，经久不变。敷色方法多为平涂，追求物体固有色的效果，很少光影的变化。
『中国人物画』中国人物画自魏晋南北朝开始分为工笔和写意两大体系，以顾偿之、陆探微为代表的“细密精致而续丽”的画风。造型准确精细，色彩鲜艳富丽，称之为“密体”；以张僧跷为代表的简练概括的画风，人物造型简练，赋彩单纯“迹简意淡而雅正”称之为“疏体”。唐代吴道子突破了当时工细密描、重彩积染的一般画风，创造了水墨淡彩及白描的新形式，吴道子作画时“落笔生风”，在用线上，追求遒劲雄壮，飞扬流动的美感，即所谓“吴带当风”，在用色上，“焦墨痕中略施微染，自然超出绩素”即所谓“吴装”。
两宋人物画相当发达，出现了不少杰出的人物画家，题材范围也比过去更加广泛。元代以后，由于主流转入山水和花鸟，人物画走向衰微。明清和近代出现了不少优秀的人物画家，特别是任伯年，继承文人画的笔墨，大胆吸收西洋画的技法，他既有深厚的传统功底，又善于汲取外来艺术的长处，从而创造了雅俗共赏的风格，拓宽了人物画的创作途径，对现代人物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五四运动前后到新中国成立，李叔同、徐悲鸿、刘海粟等艺术大师，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把西洋绘画引入中国，促进了中国传统绘画的改革。创造出大量优秀作品，使中国传统人物画，走向新的境界。
『中国山水画』中国山水画作为一个独立的画种，美术史学者一致认为是：“始于唐、成于宋、变于元。”虽然早在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上已出现了山水树木，但它是作为人物的背景，有浓厚的装饰风味，现在所能看到最早的山水画。是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可能是唐人摹本，近于原作）。其基本画法是有勾无鼓，极重视色彩，所描绘的湖光春色艳丽明媚。唐代以李思训、李昭通父
子为代表的一批青绿山水画家，继承并发扬这一传统。盛唐吴道子进而发展了简练而又写实的山水画法，王维、张澡及中晚唐画家创造了水墨山水，此即山水画“始于唐”。五代两宋山水画发展很快并达到一个高峰。这一时期理法大备，名家辈出，如“荆浩、关仝、董源、巨然、李成、范宽以及马远、夏圭等，著名山水画家的作品对后世影响深远，即所谓“成于宋”。元代完成于元四家（黄公望、王蒙、倪鲢、吴镇）的又一次重要变革，摆脱了宋人院体画风格，重视主观抒发，追求简淡高逸、苍茫深秀的艺术情趣。他们用于笔鼓擦代替湿笔晕染，逐渐用纸张代替绢素，此即“变于元”。
明清两代画派纷起，风格多样，技法更加丰富。但明末清初的山水画创作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是崇古守旧，以模仿为主，强调笔墨技巧，脱离现实生活，明代董其昌是这倾向的代表人物；另一种倾向是打破前人陈规，勇于革新，创造出富有生活气息的山水画，清初“四僧”是这种倾向的代表人物。
清末民初及新中国成立以后，相继涌现出很多优秀山水画家，黄宾虹、傅抱石、李可染等都是学博艺高的山水画大师。
『中国花鸟画』中国花鸟画的题材内容非常广泛，举凡花卉、翎毛、走兽、草虫、鳞介、蔬果、树石、器物、池沼、溪潭、林莽、草地等等，除人物以外，自然界的一切几乎都属于花鸟画的表现范畴。生活中的花鸟本身就有着人们共同感受的自然美，它们可以陶冶情操，令人心旷神怡，如牡丹之富丽，水仙之素雅，松竹之刚劲，藤萝之繁茂以及仙鹤之举止不凡，雄鹰之志在千里，孔雀之美丽卓艳……都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引起美的共鸣。
中国的花鸟画不仅是表现花鸟之美，而且是以描绘花鸟为媒介，抒发和表达人的观念和情感。历代中国花鸟画家巧妙地运用喻、比、兴等手法，通过富于情感的花鸟形象，表述画家对当时的社会、人生的体验和认识。清代郑板桥时常借竹抒发自己的胸襟，如他在一幅墨竹中题诗云：“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乱岩中，千磨万折还坚劲，任尔颠狂四面风。”他以竹子坚劲挺拔，不畏“千磨万折”不屈不挠的精神，倾吐他一生坎坷、屡遭打击的不平和他的刚正不阿、孤傲倔强的性格。金农伤时不遇，尝以梅兰自比，表现他对现实的反抗心情，他在一幅墨兰上题：“若被春风勾引去，和葱和蒜卖街头”。可以从中体味出他对当时社会的愤恨。现代的花鸟画作品，在技法上继承传统，大胆革新，在思想内涵上赋予新的时代精神，以新的花鸟画歌颂和赞美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繁花似锦的美好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