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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

"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在我国历史上,有两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因都复姓司马,所以人们称为"两司马"。就是撰写《史记》司马迁,和主编《资治通鉴》的司马光

司马光(1019-1086年),宇君实,北宋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他父亲司马池,官任天章阁(皇帝藏书阁)待制(皇帝顾问)。司马池为人正直、清廉,这对司马光有深刻的影响,时人赞誉司马光是"脚踏实地的人"。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司马光中进士,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龙图阁直学士、翰林学士、御史中丞等职。

哲宗即位,任过尚书左仆射。

司马光为何要编写《资治通鉴》呢?他看到当时没有一部比较简明完整的通史,使学习历史的人感到很困难;同时他为了给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借鉴。于是,他便决心动手编一部"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进资治通鉴表》)的史书,并确定此书的宗旨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同上),希望宋神宗借以改进政治,安定国家。

《通鉴》是一部集体编写的历史巨著,主编是司马光,协修是刘恕、刘攽和范祖禹,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担任检阅文字的工作。司马光编写的书原名为《通志》,神宗即位后,把《通志》改名为《资治通鉴》,意思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由于司马光与王安石政见不同,不想参与政治,而专门从事编书工作,得到神宗的批准,把《资治通鉴》的书局由汴梁迁往洛阳。司马光等人的编写分为三个步骤:首先,按年月顺序,标明事目,剪粘排列起来,叫做丛目,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把丛目中编排的史料,进行初步整理,经过选择,决定取舍,并从文辞上加以修正。遇有年月事迹相抵触之处,须加考订,说明取舍理由,作为附注。由此写成第二稿,叫做长编;第三步由司马光就长编所载,考其异同,删其繁冗,修改润色,最后定稿。

元丰七年(1084年),司马光主编的巨著——《资治通鉴》终于完成了。它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0年),下止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共1362年的历史,分为294卷,共计300多万字;另外《目录》30卷,《考异》30卷。共花了19年的时间,才编成这部巨著,据说,他们摘引的资料和底稿,堆满了两大间房子。书未完成,分工撰写魏晋南北朝部分的刘恕,由于积劳成疾死了。分工撰写两汉部分的刘攽,这时已经62岁了。分工撰写隋唐五代部分的范祖禹,这时虽年仅43岁,也显得未老先衰了。司马光此时也65岁了,由于操劳过度,双鬓霜白,牙齿脱落,用他的话说:"我的全部精力,都消耗在这部书上了。"这年12月,司马光不顾寒冬腊月,请人用锦缎装裱了10个精美的匣子,用车马载着,他和刘攽、范祖禹等人亲自押送,从西京洛阳出发,日夜兼程,送往东京汴梁,向宋神宗进献《资治通鉴》。神宗加封司马光为资政殿学士。司马光因编纂此书,损害了健康,此书问世时,他已逝世1个多月了。

司马光是为了巩固当时的封建政权,才编写《通鉴》,这就决定了此书的内容主要是政治史。他把历史上的君主,根据他们的才能分为创业、守成、陵夷、中兴、乱亡五类。创业之君,如汉高祖、汉光武、隋文帝、唐太宗等。守成之君,如汉文帝和汉景帝。中兴之君,如汉宣帝。至于"习于宴安,乐于怠惰,人之忠邪,混而不分,事之得失,置而不察,苟取目前之佚,不思永远之患",使"祖考之业"日趋颓下的陵夷之君(《历年图序》),像西汉的元帝、成帝,东汉的桓帝、灵帝,都属于这一类。在司马光看来,最坏的是那些乱亡之君,他们"心不入德义,性不受法则,舍道以趋恶,弃礼以纵欲,谗谄者用,正直者诛,荒淫无厌,刑杀无度,神怒不顾,民怨不知"(同上),像陈后主、隋炀帝等就是最典型的例证。对于乱亡之君,《通鉴》都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和谴责,以为后世君主的鉴戒。

对于军事的记载,《通鉴》也很突出,对战争的描述也很生动。凡是重大的战役,对战争的起因,战局的分析,战事的过程及其影响,都有详细记载。如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等,都是杰出的例证。

《通鉴》也注意关于经济的记载,因田赋和赋税是封建经济的首要问题。因此,它对于商鞅变法,文景之治,北魏孝文帝的均田制等都有记载。

文化方面,《通鉴》也有记载,就学术思想来说,上至先秦的儒、法、名、阴阳、纵横五家的代表人物和学术主张,下及汉初的黄老思想,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以及魏晋玄学的盛行都有记载。对于佛教、道教的起源、发展,以及儒、佛、道之间的斗争也有叙述。对西汉以来经学的发展,典籍的校理,石经的刻立,九经的雕印及流传,都有较系统的陈述。著名的文人学士及其作品也有记载。史学方面,从《汉书》到沈约《宋书》以及唐代的修史制度,均有记载。科技方面,记载最多的是历代的历法。其他如天文学、地理学、土木建筑(如秦代的长城,隋唐的长安城和洛阳城)、水利工程(隋代的大运河)也有反映。

《通鉴》还有历史评论。一类是属于司马光自己写的,每篇以"臣光曰"开头;还有一类是选录前人的评论,开头都写明作者名氏。当然,司马光所选录的前人史论,都是符合自己的观点,大部分用于表述他的政治思想。

《通鉴》还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司马光是奉诏编书的,皇家的崇文院,据宋仁宗时所编《崇文总目》的记载,共列书籍30669卷,是当时全国藏书最多的地方,司马光和他的助手都可以查阅。宋神宗又以颍邸旧书2400卷,赏赐给司马光。司马光洛阳的住宅里,"聚书出五千卷",其他协修人也各有自己的藏书。司马光等人所取材料,除十七史外,凡前代留存下来的史书也无不搜集。对于私家的藏书,他们也多方借阅,如刘恕曾亲自去藏书家宋敏求的家中,口诵手抄。可见,《通鉴》所搜集的材料是很丰富的。有人估计,《通鉴》所引之书多达300多种。

《通鉴》是我国一部极为重要的编年史,它不仅给封建统治阶级提供了统治经验,同时它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比如书中所引各书材料有些已亡佚,得赖此书保存。它全书体例严谨,前后脉络分明,语言文字也极为简练。这些对后世史学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自《通鉴》出现后,一度中衰的编年史书体裁,才得重振旗鼓,并加以发展起来。自南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直到清代徐乾学撰《资治通鉴后编》,毕沅撰《续资治通鉴》,夏燮撰《明通鉴》,无不遵循司马光所创的义例。不仅如此,由《通鉴》派生出来的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和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出现新的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成为南宋以后流行的史书体裁。因此,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一向受到史学界的好评。宋代的王应麟、清代的王鸣盛、钱大昕都有赞语。

钱大昕在《跋宋史新编》中说:"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通鉴》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诸史之异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惟《通鉴》可以当之。"这是符合《通鉴》实际情况的。

《通鉴》也有它的不足和缺点。由于司马光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在对待农民起义问题上,其立场与观点大有问题。它把历代农民起义均称为"贼"或"寇"。另外,在体例上也有失当的地方,洪迈《容斋随笔》和顾炎武《日知录》等书曾提出这一点。如年号问题,在封建社会,一年往往有几个不同的年号,司马光只采用后一个年号,而其他年号一概不提,这就使读者对在这之前的年号无从知晓,给阅读带来不方便。

这里还要提一下《通鉴目录》和《通鉴考异》。《目录》30卷,仿《史记》年表的体例,纪年于上,列《通鉴》卷数于下;《考异》30卷,说明材料去取的理由。这两书虽不能与《资治通鉴》相比,但它们互相配合,这样使《资治通鉴》的体例更为完备,这是值得读者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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