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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令尹子囊之死

楚国与吴国即将开战,楚兵少而吴兵多。楚将子囊认为,照这样打起来楚军队必败,这种丢失土地、让君王丢脸的事,是忠臣不忍心做的。因此,他没向楚王请示就下令退兵。到了国都城郊,子囊派人请求楚王赐死。楚王说,子囊退兵,是为国家社稷着想,现在看来确实于楚国有利,告诉子囊,我不会让他死的。子囊说,对不战而退兵之人若不处以死刑,那么后世带兵的人,就会以开战不利为借口,效仿我临阵脱逃。照此下去,楚国将成为天下最弱的国家。于是,子囊便退回去拔剑自刎。楚王说,诚如此,就成全子囊大夫的高义吧。殡葬时,楚王装模作样地将斧子与铁砧放在子囊的三寸桐棺上,表示执行了死刑。从《说苑》的记述看,子囊以国家利益为重,不惜以身殉国,义薄云天,令人敬仰。煞风景的是,《左传》中的子囊之死,却是另一个版本。据《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这年秋天,楚王派子囊挥师于棠(今江苏省六合县北),准备攻打吴国。吴军闭城不出,楚军只好回撤。殿后的子囊,以为吴军不敢应战而放松了警惕。不料行至一个险要的关隘之处,楚军遭到吴军伏兵的截击,因首尾失顾而大败。子囊伐吴回来,不久后就死了。按照《左传》的记载,子囊是在率军伐吴失利后死去的,而不是自杀,这与《说苑》的说法大相径庭。不免让我们大惑不解,究竟哪个“子囊”更接近历史真实呢?

从记事的年代、编撰的动因和成书的取材以及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表述来看,当然是《左传》可信。《左传》记事起于公元前722年,是我国第一部详细完整的编年史,而《说苑》成书于公元前17年,是西汉奉诏领校秘书的刘向,书中采辑了大量民间图籍,将纪实与虚构孱和为一体,分类纂辑先秦至汉代史事传说,且原书大部分散佚,仅存五卷,后经宋曾巩搜辑,方撤消为二十卷。书中杂以议论,藉以阐明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观念,意在劝善惩恶,弘扬教化,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但于史实却不足为凭。那么,本来是打了败仗后而死的子囊,为什么会被吹嘘成杀身成仁的英烈呢?子囊是楚庄王第三个儿子,名贞(字子囊),所以又称公子贞。那时的楚国,已开始走下坡路,雄视中原的霸气大为衰减,打败仗的事儿也不止一次了。此前的鄢陵之战,楚军就被晋军打了个屁滚尿流。子囊就任令尹后,为挽楚国颓势,曾先后六次北伐。这次率军伐吴损失惨重,无功而返的当年冬天,子囊去世。但不知为何,史书中涉及子囊身世的记载很少,死因也无证可考。据史料推测,子囊去世时不到四十岁,很有可能是身负重伤,郁郁不得志而亡。作为楚国的令尹,是执掌军政大权的最高长官。但仅凭这样的身价,后人是不会把忠臣的美誉送给他的。他之所以能被后世所赞赏,基于两件事。一是楚王熊审自以为无德无能,有辱社稷,病故前请求给予恶谥,子囊公正执言,说他有功且能知过,遂谋谥为“恭”,亦称楚共王;二是与他临终前的政治交代有很大关系。子囊弥留之际遗言,一定要在郢地修筑牢固的城墙。正是因为这个遗言,他才被称为临死不忘社稷安危的忠臣。表示忠贞爱国的成语“楚囊之情”,正是由此而来。既然如此,编撰历史故事的人,出于教化向善之心,有意美化一下子囊就不奇怪了。这样的现象,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应该说不独唯是。类似“楚囊之情”这样的历史典故,虽然经不起史学家的考证推敲,但对于后世读者来说,则不必过于较真,非要用严酷的史实去裁判修正美好的传说,姑且作为文学故事来读,也未尝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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