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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叔伦

戴叔伦(732—789),唐代诗人,字幼公(一作次公),润州金坛(今属江苏)人。年轻时师事萧颖士。曾任新城令、东阳令、抚州刺史、容管经略使。晚年上表自请为道士。其诗多表现隐逸生活和闲适情调,但《女耕田行》、《屯田词》等篇也反映了人民生活的艰苦。论诗主张“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其诗体裁皆有所涉猎。

【简介】
戴叔伦(732—789)字幼公,一字次公,金坛城西南窑村人,是唐代中期著名的诗人,出生在一个隐士家庭。祖父戴修誉,父亲戴昚用,都是终生隐居不仕的士人。戴叔伦年少时拜著名的学者萧颖士为师,他博闻强记,聪慧过人,“诸子百家过目不忘”,是萧门弟子中出类拔萃的学生。至德元载(756年)岁暮,为避永王兵乱,25岁的戴叔伦随亲族搭商船逃难到江西鄱阳。在人生地疏的异乡,家计窘迫,于是他开始探寻仕途。大历元年(766年),戴叔伦得到户部尚书充诸道盐铁使刘晏赏识,在其幕下任职。大历三年,由刘晏推荐,任湖南转运留后。此后,曾任涪州督赋、抚州刺史,以及广西容州刺史,加御史中丞,官至容管经略使。他在任期间,政绩卓著,是个出色的地方官吏。贞元五年(789年)四月,他上表辞官归隐,六月十三日在返乡途中客死清远峡(今四川成都北)。第二年返葬于金坛小南门外县城南郊。明万历46年(1618年),金坛知县张翰中为疏通城内漕河,将其墓地移至南郊高坡(今南门面粉厂南围墙前),并亲自题立“诗伯夜台”墓碑,即“大诗人之墓”的意思。


【主要事迹】

戴叔伦是江苏/金坛县人。他爷爷戴修誉和他爸爸戴昚用,都做了一辈子隐士而不愿为官。可到了戴叔伦这辈儿,他与哥哥戴伯伦就都开始做官了。他哥哥做的官不大,仅是个县令。元人辛文房在《唐才子传》里说戴叔伦是贞元十六年(公元805年)中的进士,恐大谬。唐人权德舆为戴叔伦所写的“墓志铭”很清楚地说,戴叔伦死于贞元五年(公元789年),春秋五十八岁。倒推一下,其生年则为公元732年。而公元805年时,戴叔伦已经死了17年了,绝不可能再登什么进士第。想必辛文房是没见过权德舆为戴叔伦所写的这篇“墓志铭”,所以就一通瞎猜。戴叔伦中进士,估计应在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前后,那时他二十六岁,“安/史之乱”也刚平息。这有些类似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所经历过的“文革”,之后的1977年才恢复“高考”。

在“安史之乱”平息前,戴叔伦一直跟从当时的名士萧颖士学习,且因避乱而去鄱阳暂居过几年。他三十二岁时,吏部尚书兼盐铁转运使/刘晏很欣赏他,向朝廷上表推荐戴叔伦为九品秘书正字,并召他入自己的幕府中做事。盐铁转运的差事,其实就是负责国家盐务与钱粮的运输。那时,刘晏负责的是湖南一带的盐铁转运,戴叔伦可谓是他的得力助手。一次,戴叔伦押解钱粮路过四川云安,正逢叛臣杨子琳谋反,劫持了戴叔伦,并威吓戴叔伦说,“把钱交出来,我就免你一死。”我们的戴大人竟也宁死不屈了一把,说“身可杀/财不可夺”,那杨子琳看看也没什么办法,就又把他放了。戴叔伦因此而升为八品的监察御史。五十岁时,再升为七品的东阳县令。任县令期间,因政绩卓着,加授从六品的大理司直。五十二岁时,提升为正六品的侍御史。五十三岁那年,代任四品的抚州刺史,同年转正,加授金紫服(《新唐书车服志》曰:自是百官赏绯/紫,必兼鱼袋,谓之章服。),封谯县开国男爵位。

戴叔伦的诗,自唐人高仲武说他“其骨稍软”后,清代的纪晓岚、翁方纲、乔亿等人也都讲他“雄浑不足”或“皮松肌软”之类的话。我倒不以为然,因为大凡充满澹泊之意的诗,你让它怒目圆睁或铿锵有声也不大可能,雄浑与澹泊原本就是一对儿矛盾,非要二者兼备起来,就是浑球儿的要求了。再则,纪晓岚、翁方纲是何等脾气与人物----那是拼命入世的大官人啊,所写的东西自然是“进取”有余、“奋斗”刚强。

而戴叔伦是不想逞强的,即使三十岁出头时被刘晏推荐做了九品的秘书省正字,也还抒写着“野人无本意/散木任天材”的恬淡情愫。等到他升任御史时,对于仕途其实已有厌倦情绪了,诸如“早知名是病,不敢绣为衣”以及“身随幻境劳多事/迹学禅心厌有名”之类的诗句,就很能表明他激流勇退的心思。据说在出仕前,他就曾半隐于小天台山中,常与方外之士交往,甚至精研《易经》,很打算求仙学道。试想,如此一个三心二意做官的人,所作之诗又怎么可能“雄浑”起来呢!

其实,戴叔伦有他自己的诗歌观,他曾说:“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蓝田那地方在陕西省,以盛产美玉闻名。但美玉在尚未

开采出山以及未加工前,猛地看去其实与一块破石头无异,自然不能把它放在眼前来观赏,与其拿到眼前来看一块破石头,真不如去看它在山中被烈日照耀时所生发出的朦胧光芒。把这句话说的更明白些,其实就是说“诗贵朦胧”。当然,这句话可能也还有另外一种指向----诗人与诗之关系,因为“蓝田生玉”这四字的本意指的是“只有蓝田那地方才能产出美玉”,换言之----只有好诗人/才能出好诗;而好诗人未必就能够拉到你跟前做成好朋友或好人,一但你离诗人近了/熟了/没了神秘感,没准儿就开始讨厌他了。倘若再发现他有打嗝放屁的毛病,口臭腋臭的气息,以往那美好诗人的形象很可能就被彻底糟蹋。若干年前,我去贵州出差,顺便到贵州农学院造访了一下印象中还不错的诗人郑单衣,可见面时惊闻他身上散发出浓烈的胡臭,就再也不想见他的人和诗了。

估计戴叔伦是不会有胡臭的,即使有,也知道要躲人远一点,留个好印象。他让人远远看他的诗,自己也把诗写得远远的----

年年五湖上,厌见五湖春。长醉非关酒,多愁不为贫。

山川迷道路,伊洛困风尘。今日扁舟别,俱为沧海人。

是啊,文化人有时就是如此,那别扭或不快你根本就说不出有鼻子有眼儿特别具体的原因----我们的戴大人醉得糊里糊涂并不是因为酒喝多了,整天发愁也不是由于穷困所致,那究竟为什么?感觉反正是一个字----烦!我就常有活腻了的感觉,像一篇小说里某个人物所想的----写书没劲/不写书也没劲;有名没劲/没名也没劲;忙着没劲/闲着也没劲;能吃上领袖常吃的蟠桃或芒果没劲/吃不着也没劲……总之,一想起人生的终极意义就倍感无聊,脑袋就一片空白,可又不愿立刻死掉,于是逢人就嘻皮笑脸闲扯淡地说句----你打我一顿吧(心里当然不愿别人真打)。戴叔伦断然也不愿被别人踹两脚或抽两记耳光,无非只想表达一下对人生意义在瞬间所感到的莫名与恍惚。

自唐人高仲武始,宋/元/明/清历代评论者能比较认可的基本是他的五律,《中兴间气集》里所选的六首戴诗,全是五律。唐人姚合在《极玄集》里所选的七首戴诗,不是五律的也只有一首。唐人韦糓所编的《才调集》选戴诗四首,三首是五律。其实,从初唐到中唐,五律一直是诗坛上的主流诗体,即使是“省试诗”也是十二句的五言体,所以诗人大都对五言诗的写作下过极深功夫,而以五律或五言体见长的诗人也就不独戴叔伦一个了。有一个情况是需要特别说明的,那就是收在戴叔伦名下的诗,伪作及还不能确定的比较多。《全唐诗》共收戴叔伦诗304首,基本是以明代的活字本唐人诗集/朱警的《唐百家诗》/胡震亨的《唐音统笺》/《文苑英华》以及清康熙年间席启寓所编的《唐百名家集》等书为依据编纂而成。上世纪八十年代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蒋寅先生耙梳考证,暂时得出可确信为戴作的184首,可确定为伪作的56首,而备考之作依旧高达64首之多。戴诗的伪作及不确定之作的数量之所以很高,主要因为历经宋/元时期的频繁战乱,各类文集遭兵焚及散佚均很严重,明代以后的民间私馆刻本又基本属传抄性质,七拼八凑,许多诗甚至都是唐代以后的人所写,故可做的考据工作依然很多。四百多年后的宋朝,也有位姓戴的诗人叫戴复古,诗名响彻东南半壁江山近五十年,这人便是戴叔伦的后裔。若比较二人的诗,我其实更喜欢戴复古的,也常摘他的对偶诗句写成对联赠给友人,诸如“心宽忘地窄/亭小得山多”、“无心当世用/袖手看人忙”、“一心似水惟平好/万事如棋不着高”、“菊花到死犹堪惜/秋叶虽红不耐观”、“苦恨好山移不得/生憎俗客去还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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