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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禛

王士禛(1634—1711),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人。清初著名诗人。清顺治十四年(1657)进士,初官扬州推官,入为部曹,转至翰林,任国史副总裁、刑部尚书。康熙四十三年(1704)罢官归里。工诗词,论诗创神韵说。未仕时赋《秋柳》诗,崭露头角;官扬州五年,得江山之助,诗名大起。诗作甚丰,著有《带经堂集》、《渔洋山人-精华录》、《居易录》、《池北偶谈》等。故居位于火神庙西夹道。

王士禛生平
王士禛是一代诗宗,主盟诗坛被尊为“泰山北斗”在诗坛上独创诗论“神韵说”,由于诗论和创作顺应了清初社会发展历史潮流,反映由此带来的诗风转变的共同趋势,又取得很高成就,产生广泛影响,因被人屡以“博学善诗文”之名兴荐,受到康熙召见,应康熙之命,择取自己诗作300首为《御览集》呈上,诗歌的秀雅与温厚进一步赢得最高统治者的欢心,从此受到格外恩宠,屡屡得到亲笔字画的赏赐和康熙专让为他写的“带径堂”、“信古斋”两堂额。能蒙皇帝如此垂青,是封建社会文人中不多见的,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赏识,从而宦途通达,其诗起了相当的辅助作用。其诗得到了皇帝的褒扬,进一步确立并稳固了诗坛领袖地位,引导了一代诗风。
王士禛是一位政绩卓著的好官,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勤于著书,著有《带经堂集》、《渔洋诗集》、《池北偶谈》等数十种560多卷,其诗论“神韵说”造诣极深,影响深远,一时门生半天下,诗友数百人,他主持风雅达五十年之久,被尊为“一代诗宗”,“文坛领袖”。王士禛之所以这样显赫,于他的家庭背景是紧密相关的,他出生在一个世代仕宦家庭里,这个家族自明后期至清中叶前后二百多年间出进士31名,举人46名,出仕为官者100多人,其中文学著述者50余人。王氏家族可谓科甲蝉联,簪缨不绝,人才辈出,成为“江北青箱”。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王渔洋先生萌发对诗文的兴趣,除去本人勤奋学习,刻苦努力外,家学渊博即是重要的因素。王士禛素有山水之癖,每当投身大自然便诗兴澎湃,一发而不可收,如顺治十六年(1659年)委命为扬州推官,扬州为东南名胜之地,一些明末文士多聚于此。王士禛与诸名士诗酒文宴,来往甚密,并组织共同倡和,编有《红桥唱和集》不少诗人以诗记载当时盛况,时传为扬州文坛一段佳话,扬州5年是文学生涯中十分难记的岁月。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编定《渔洋山人精华录》大部分选自《典试四川》、《南海集》和《雍益集》。这些诗歌的产生均是“典试四川”、“祭告南海”沿途得“江山之助”之作,也是其诗刊歌创作的精华。
王士禛蜚声海内的另一个原因是注重以诗会友;以文论交。他主观上不恃官高位重,凡是同好,不论贫富总乐于之结交。最值一提的便是先生与蒲松龄的交往。
蒲松龄是山东淄川人,是清代初年的著名作家,与渔洋同时,而籍贯邻县,然而两人社会地位及处理却很不一样,王士禛身贵族势居高位,而蒲松龄始终是个穷塾师。但王士禛很赏识蒲松龄的道德学问,蒲松龄也很敬重王士禛为官清正,及诗文造诣,彼此从文字结交为好友.蒲松龄著《聊斋志异》,王士禛为之评点扬誉。除了文坛上的成就,政绩也相当显赫。26岁任扬州推官,5年后提拔京城,历任翰林院侍读、都察院、国子监祭酒,直至16任刑部尚书,为官至45年,恪守“清、慎、勤”。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王士禛的子王启彷官唐山县令,唐山当时土脊民贫,对儿子以书生骤升县令重任,王士禛放心不下,专门写下《手镜录》一册给他,予以教诲,全书由数十条作官和生活经验构成,其中心思想在于审慎处事,洁已爱民,虽然是让儿子,“置座右”实际上,也是王渔洋自身思想品格之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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