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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燮

叶燮xiè(1627~1703)清初诗论家。字星期,号己畦。嘉兴(今属浙江)人。晚年定居江苏吴江之横山,世称横山先生。叶绍袁、沈宜修幼子。康熙九年进士,十四年任江苏宝应知县。任上,参加镇压三藩之乱和治理境内被黄河冲决的运河。不久因耿直不附上官意,被借故落职,后纵游海内名胜,寓佛寺中诵经撰述。主要著作为诗论专著《原诗》,此外尚有讲星土之学的《江南星野辨》和诗文集《己畦集》。

【生平】

叶燮家庭背景
1627年农历九月二十九日,明崇祯元年,叶燮生于南京国学署,祖居今吴江市北厍镇叶家埭村。叶氏家族的历史可上溯至宋代,其六世祖叶梦得(1077~1148,号石林)为南、北宋间著名学者、诗人,曾官至翰林学士,极力主张抗金,多陈抗金之计,退职后居乌程(今浙江湖州)。学问博洽、精熟掌故,著述甚丰,有《石林诗话》等著作传世。此后,叶氏支派绵延,散居各地,江、浙、沪一带较为集中,宋、元间名人辈出,有“吴中叶氏、天下望族”之誉。明初,叶氏第十六世叶福四由同里迁居分湖,成为分湖始迁祖,其居住的地方,后来被叫作叶家埭(即今午梦堂故里)。定居分湖的叶氏一族,注重对子女的文化教育,以第二十世叶绅起,代有中举人、中进士的,叶绅在明成化间中进士,官至尚宝司少卿,人称尚宝公。其后,第二十二世叶可成、第二十三世叶重弟(叶燮祖父)都是进士出身,叶可成曾参与并指挥抗倭斗争,吴江历史上有名的胜墩战役就是叶可成参与策划及指挥的。

叶燮的父亲叶绍袁是晚明文坛重要作家,母亲沈宜修则是明末最杰出的女诗人,叶绍袁因不满官场黑暗腐败,辞官归隐后,与沈宜修在叶家埭筑午梦堂而居,夫妇二人与膝下的子女陶醉在文艺的氛围里,一门之中,相互唱和,留下厚厚的十卷《午梦堂集》传世,其文学成就为叶氏家族史上辉煌灿烂的一页,时人赞为“吴汾诸叶,叶叶交光”。叶燮正是出生在这样一个崇尚气节和有着深厚家学渊源的家庭中,为他此后的人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叶燮为叶氏第二十五世,按族谱,叶燮原名世倌、字星期。为叶绍袁第六子。

叶燮少年高才
叶燮的五个兄长、四个姐姐,个个都富于文思才情,在贫淡的生活中,流连诗词歌赋,表达对于生活的热爱。特别是三姐叶小鸾,常常手把手地教叶燮读诗、古文,培养他对文学的兴趣和热爱,小鸾在去世前的几天,还在教叶燮读《楚辞》。家庭生活的幸福,在父亲叶绍袁归隐后的最初几年达到高潮,聪慧的叶燮,四岁时由叶绍袁亲自教读《楚辞》,过目即能成诵,一时传为美谈。五岁时,与兄长们一起迁入谢斋(叶家读书之所)读书,由叶绍袁亲自教导,叶绍袁常指着家中“清白堂”的匾额对年幼的叶燮他们说:“我家自都谏公以来,五世食禄,所贻者止此二字,故我每一顾不敢忘。我虽贫,不为戚戚,固穷安命,可以自怡。汝辈若能兴起继志,吾愿毕矣!”父亲的这些训诲,叶燮“谨泣而志”,铭刻在心,终生不忘。

然而,不幸却接二连三地光顾这个贫困的家庭,在兄姐们(二兄世偁、大姐纨纨、三姐小鸾)相继夭折后,母亲沈宜修积劳成疾,终于一病不起,那时,叶燮才八岁,就遭遇了人生三大悲痛之一的“少年丧母”,使年幼的叶燮更多地体味着尘世的悲欢离合。母亲去世后,叶燮跟随父亲读诗作文,家庭的变故,促使他在思想上的早熟,诗歌创作也突飞猛进,三兄世傛夭折时,年仅十四岁的叶燮作《哭兄诗八首》载入《灵护集·附》(《灵护集》为世傛的作品集)。

受父亲叶绍袁的影响,叶燮从小钻研佛学,精通佛理,尤其是《楞严经》、《楞伽经》等。叶绍袁也常把叶燮带到佛寺接受熏陶。其中,10岁那年,叶燮随父到浙江径山拜访雪峤上人,印象非常深刻,以至晚年游庐山时,在山上寺里见到雪峤上人画像后题诗:“从来散圣别禅宗,巨擘唯推此一公(雪峤)。我到庐山无别识,原来两世有家风”。可见佛学对叶燮有着深刻的影响,包括他的诗文创作。到了十五、六岁时,叶燮对佛学的理解和阐释,甚至连许多道行高深的老和尚都驳不倒他了。

1645年,南明弘光元年,二月,朝廷派人到民间采选淑女,风波传到浙江,渐近嘉善。叶燮的岳父家嘉善王家紧急派人通知叶燮赶快到嘉善成婚,因叶绍袁不在家里(时在杭州),叶燮由长兄世佺带领赶往嘉善,因赶到稍缓,风波也已过去,没有举行婚礼。恰好那时嘉兴府开设科举考试(考秀才),叶燮就在嘉兴参加应试。三月发榜,叶燮高中第一,其应试文章得到高度评价,学使李于坚(介止)评为:“辞锋郁壮,妙辩纵横,至慧心灵悟,雷霆发声,万国春晓,岂小乘家可望”。阁学钱塞庵击节赞道:“以《南华》之汪洋,阐《楞严》之了义”。

叶燮三年流亡
1644年甲申之变,崇祯自缢于煤山,明朝灭亡。随后,清兵大举入关,铁骑所到之处,“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企图以武力来威胁人民臣服。在“民社既屋”之际,有民族气节的文人、学士,或树起义旗抗清,或削发为僧,走向空山荒刹。1645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日,叶燮一大早起来,与三个兄弟,随父亲在家庵圆通庵,和家人挥泪泣别,乘一叶扁舟,冒着瓢泼大雨,驶向茫茫分湖,开始居无定所,出没飘摇的流亡生涯,谁都不会想到,这一去,竟再也没有回来,故乡,从此成为遥不可及的梦。

秋风瑟瑟,芦叶飞花,凄凄秋雨裹挟着漫无方向的离人之途。船行过处,遭受兵火之劫的土地满目荒凉,到处是颓墙废桓,路上尽是逃难的人群,扶老携幼。直到九月十二日,打听到杭州城外皋亭山华桐坞有个叫安庐的地方,较为安全,叶燮立即动身前往,联系妥当后,将父亲等人接到安庐,暂时歇脚。流亡途中的生活,让叶燮真切地感受了人情冷暖。在皋亭山住了两个多月,在此期间,既无法让家中知道他们流亡的情况,更无从知道家中会发生什么变故。寄居的庵主主动提出来愿代劳去分湖跑一趟,本以为有些油水可捞的庵主没想到叶家竟相当贫困,回到山中立刻毫不客气地下了逐客令。与庵主相对照的是周围的人家平日对叶家父子就很照顾,听到被赶走的消息,借了船送叶燮父子离开,也亏得他们帮忙,才侥幸躲过清兵的盘查,重新雇船再走。

到下一年(1646)农历四月,叶燮父子辗转进入太湖,先后在太湖周边的寺、庵中避难。一路上,叶燮他们大多寄住在寺、庵,使叶燮有机会观摩佛事的礼仪,与僧人讨论佛学,象奉慈庵迎如来佛像的仪式,圣恩寺说戒受戒的仪式等,既让叶燮对佛理及佛事有直观的感性认识,也给叶燮的流亡生活以些许的精神调节和慰藉,暂时忘却流亡的痛苦,同时对叶燮的学术和创作有深刻的影响。在太湖中相对平静的生活转瞬即逝,清兵疯狂搜捕、屠杀江南抗清义士的消息传到太湖中,叶绍袁也在追捕的名单中,不久,杨廷枢等人被捕杀害,叶燮父子只得离开太湖。叶燮雇小船陪同父亲由水路前往浙江,一路上困难重重,经过平望时,清兵设了重重关卡,叶燮与父亲化妆成农民,弃船上岸,绕道而行,在莺湖边与船只会合,重新上船,先到嘉善,随后,赶往浙江平湖,那已经是1647年的夏天。平湖冯家,是叶绍袁的外婆家,叶燮在平湖陪伴年迈多病的父亲,直到父亲病逝。

叶燮隐居横山
叶燮在平湖料理完父亲的丧事后,离开平湖,孤身一人来到太湖,隐居横山。横山,在苏州城西南约十五里(古时计量,据《木渎志》)的地方,因四面皆横而得名。横山又名踞湖山,也叫七子山。据《横山志》,横山方广四十余里,苏州城外的茶磨、吴山、宝华、紫石、民山等山都在横山范围之内,横山是其总称,有横山山脉的说法,其南面临石湖,宋代诗人范成大隐居石湖,有范石湖之称。叶燮在三年的流亡生活中,曾经一度在太湖周边的山中、寺庵居住,对横山的地理环境有相当的了解。横山树木葱笼,地域广大,人烟稀少、人迹罕至,是个适宜于隐居的处所,历史上的一些名人就曾隐居于些,如朱桓、陆云、顾野王等。当时,山中就有一名据说姓陶的隐者隐居于此,此人从不与人交往,叶燮隐居于横山之后,二人也从来没有见过面,叶燮曾数次去寻访那人也避而不见,因此,选择在横山隐居,可以避开尘世的纷纷扰扰,尤其在清初,存有复明之想的叶燮,自然把横山看作是一个理想的隐居之处。古人在选择隐居场所时,往往存有忠、孝两全的想法,不少人在先人的坟前结庐而居,同时为先人守坟,尽后辈一点孝道。叶燮选择横山,也不无这样的考虑。

迁分湖之前,叶家的祖坟葬在吴县西山,迁分湖之后,叶家的祖坟就葬在北厍大珠圩。尚佛的叶绍袁觉得风水不好,多方选择理想的墓穴。1641年、叶绍袁入太湖,在踞湖山百福字圩看中了一块地,买了下来,准备安葬先人的坟墓,其后,叶绍袁多次到踞湖山,规划坟地,到1643年农历十二月,叶燮随父亲等人到踞湖山百福字圩,将祖父祖母的坟安葬好,并迁入其它先人的坟。在出家流亡离开太湖往浙江前,叶燮还曾到祖先的坟上扫墓。在横山隐居,既可以为先人守坟尽自己的孝心,又能躲避清廷的追捕,且有一个安静的环境读书,此举是一石三鸟,横山,自然成为叶燮隐居的首选之地。况且,当时叶燮的长兄世佺、四兄世侗、七弟世倕都在横山附近的邓尉、支硎等地避难、就医,也需要叶燮的照料,出于多种因素的考虑,叶燮在横山隐居下来。隐居于横山的叶燮,在横山一住二十多年,除了出门游历坐馆之外,几乎闭门不出,把全部心思都放在读书上,博览古今典籍,参悟学理与佛理。

叶燮奔鲋炊饭
叶燮的婚礼于流亡途中的1646年三月十八日在嘉善的岳父家举行。在那段流离失所的日子里,为了照顾疾病缠身的父亲和兄弟,在岳父家住了不到二十天,叶燮便不得不与新婚的妻子垂泪泣别。在横山住下来后,叶燮把妻儿接到横山,过上正常的家庭生活,他们自食其力,在住所边上开垦出小块土地,种上稻米、蔬果,还植花种草调节贫困的生活。为了生计的需要,叶燮有时还得离开横山。旧时的文人谋生的方式以当私塾的老师为主,称为坐馆。叶燮也是如此,叶燮少负才名,在江浙一带有一定的影响,请叶燮前去坐馆的人家很多,叶燮前后曾在苏州本地以及浙江的海盐、石门等地做过多年的坐馆先生。

在做坐馆先生那些年中,叶燮在教小孩子读书之余,还有机会同当地一些少年文士相交往,这些人中,有不少后来成为清初文坛的知名人物或者地方上的大吏要员。他们以文章声气相应求,文人的交往常以酒助兴,所谓诗酒唱和,叶燮与这些少年文士的交往亦常常约为诗文酒会,叶燮的雄辩阔论,精辟独到的见解,下笔千言立就的敏捷才思,受到大家的一致推崇,俨然有精神领袖的风采。而这种交往中建立的友谊,一直保持到人生的暮年,几十年过后,名士劳之辨(康熙三年进士)回忆当初与叶燮的交往时说:“予甫事操觚,追随于…诸君末,大率少壮习气,未尽除去”。当初叶燮等人的意气风发由此可见一斑,劳之辨又说,“其议论兼读其古文辞,学海才澜,随手涌出,予信其必以文章名世”。叶燮坐馆时与文人的交往,以及南来北往的匆匆奔走,开阔了思维的视野,文友交往时思想碰撞的火花,都为叶燮的诗文创作提供了大量的题材。

而叶燮自己对这一时期的坐馆生活却很不满意,这不是自己愿意选择,而是为了生计的所迫不得已而为之,叶燮把自己这一时期的诗文创作分别结集为《奔鲋集》和《炊饭集》,正是表达了这种思想。鲋是鲫鱼的古称,奔鲋即是为了觅食而奔波的鱼,炊饭的意思也差不多,说明了无奈、艰苦却还要去做的意思。因而,这两部书稿中的大部分作品,叶燮晚年在编《已畦诗文集》时多删弃没有选用,仅存的部分作品也散见在其他人回忆、追悼叶燮的诗文中。

叶燮科举出仕
清朝初年,为了巩固和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特别是抗清运动声势浩大的江南地区,清朝统治者一方面残酷镇压抗清运动,包括进行文化控制,制造了“明史案”等惨案,一方面又使用怀柔手段,笼络江南的知识分子,在科举考试中,大量录用江南的知识分子,尤其苏州,清初的科举考试中,出了许多状元(当然还有大量进士),状元和进士的数量超过全国其它地方。随着清朝政权的逐步稳固,复明已经成为不可能,在这样有时代背景下,胸怀大志的叶燮重新思考着自己的人生选择,决定走科举出仕的道路,做一番人生的大事业。

早在少年时期,为了应试科举,叶燮就学习过应制的诗文写作,青年以后,社会时局的变迁,生活境遇的变化,使叶燮在诗文创作时喜欢“六朝骈丽指事属辞饾饤藻馈”一类的作品,即诗文中堆砌华丽的词藻,也学习长于表达情感的长短句(即词)的写作,这些写作,是叶燮在特定条件下的游戏之作,晚年时,叶燮把此类作品尽行砍去,一首不留。科举应试,主要是写策论之类的文章。叶燮为了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在大量阅读经史子集等典章时,把读书过程中的一些思考,写成策论式的文章,一则是练习应试的技巧,一则是记录自己读书的所思所得,这些策论文章中的部分精品,后来收入《已畦文集》。收入文集的这些策论,一方面继承了“文以载道”说,一方面又能直抒胸臆,争是非而不争工拙,文章议论风发,语言雄辨,很有气势,构思新颖,立论大胆,层次清晰,步步深入,极富感情色彩,而最突出的特点是能不因袭前人,提出自己新的观点却又非故作怪语的翻案文章,如《诸葛孔明论》、《李泌论》等。从具体的事实出发,以实践来检验功过是非,在层层推进的论述中,认为诸葛亮并非历来所论的“智”与“义”,李泌则才是当之无愧的“社稷之臣”,此论力排众议、不同凡响。经过精心的准备,叶燮在科举考试中一路顺风满帆,康熙五年(1666)在乡试中中举人,康熙九年取进士。

进士归来,叶燮的知名度比以前更高了,趁着尚未被选派官职,叶燮到安徽黄山等地游览,抒发豪兴。黄山的雄奇险绝、变化万端,其气象之阔大,让叶燮感慨不已,他在黄山住了十多天,反反复复地体味揣摸黄山的精神和韵味,但没有写一首诗,在古稀之年追忆当年游黄山时,依然为黄山的博大精深所感怀,觉得难以提笔作诗。

叶燮知县宝应
宝应古称安宜,秦时属东阳郡,唐代天宝年间,尼姑真如于安宜得到八样宝物献给肃宗,朝廷目为祥瑞,即将安宜改为宝应,隶属扬州府,沿习至今。康熙十四年(1675),49岁的叶燮怀着为国为民干点有益事业的理想,出任宝应知县,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叶燮到任之时,宝应县境满目疮夷,百废待兴,而民怨沸腾充塞于道,叶燮接任之时,立即着手整顿吏治,兴修水利驱除水患。宝应县境东北有一射阳湖,是当地的大湖泊。前任孙蕙在任时,射阳湖发生一起杀人劫案,迁延日久,未获真盗,孙蕙急于破案,竟轻信其心腹奸吏祥的捏辞,将射阳湖无辜渔民四十六人,指为盗匪团伙,骈斩结案。叶燮到任后,当地渔民纷纷告状诉说怨情,叶燮展开周密的调查,详察灾情,在查清事实真相后,严惩凶犯,为被杀的无辜渔民恢复名誉,加以抚恤,终使怨案云开雾散,并将奸吏祥驱逐出境,赢得当地百姓的拍手叫好。面对当时连年水患,那些高官们只知墨守成规,却不懂因势制宜的治水方法,徒扰百姓而于患无补。康熙十五年,淮(河)黄(河)并溢,山阳钓鱼台,宝应高家堰,高邮清水潭一时并决,河水泛滥,声如雷霆,道路村庄全被冲垮,百姓呼号连天,景状十分惨烈。叶燮征督民夫抢修堤防,对老弱病残的贫户一律免派,而对那些“公然脱籍簿”,依然灯红酒绿的豪绅富户却概不豁免。叶燮审时度势,根据地理状况采用合理的方法加紧抢修,叶燮亲自参加抢修河堤的劳动,与民工同吃同住,经过三个月的奋力抢救,宝应东西60里河堤全部保住,大大缓解了水灾造成的损失,虽然得到了百姓的拥戴,却也得罪了那些豪门富户、缙绅之家。水灾刚过,洪水尚未退尽,当道监司即令申报涸田,以便恢复征赋。当道派出使者查勘,厉声呵斥:居然目中无官,而不报涸田。叶燮陪同使者同去查看,待看到实情以后,使者也只得同情地叹息而去。兴修水利恢复生产都需要钱,以前,宝应地丁岁入了万余两,驿站额支1万余两,到叶燮时,地丁岁入仅1700余两,且须按月提解,无可挪移,驿站额支减为400余两,不啻杯水车薪,应付往来信使犹嫌不足。而“三藩”军兴以来,军器、粮草等运输使费,皆须地方垫支,虽可报销拔补,也大多是一纸空文,叶燮多次呈文催拔,自然引起上司的不快,勉强拔补,也是大打折扣。叶燮面临财政空虚,而家无余资的情况,只得私人举债,以应驿政急需(后来还有人到横山向叶燮讨债)。其实,叶燮并非没有钱路。当时宝应有“万乡绅之盗案”等三大狱,说情者,仇陷者,络绎不绝。若以此据为奇货,攫取万金可说轻而易举,叶燮却丝毫不为所动,秉公执法,行之以恕,他的清正廉洁为当地百姓所拥护。

叶燮白田风雅
作为诗人的叶燮,在繁忙的公务政事之隙,不满官场的黑暗腐败,置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不顾的社会现状,一腔悲愤之情溢于笔端,写下了反映宝应民生疾苦的《纪事杂诗十二首》,悉系发自肺¸之言,堪为史诗。《御马来》写讨伐“三藩叛乱”时,骑兵过境,先遣一骑冲风而来,“手持大府贴,御马到头行”,索要军需粮草限时刻日,军帖告诫:“毋轻身与名”,连县官吏役都战战兢兢,何况百姓。清廷为恩赏讨叛将士,特自内库关发饷银,由京解送前线,称为“帑金”,《帑金递》纪述,所过州县,要确保其安全,且须备足民夫到站倒换,“夕到朝送发,斯须勿停徂”,而宝应当时“邑小剩残黎”,应募的人虽勉强挨达前州,却“道死十三躯”,尸体运回,家人哭声动野。

反映宝应水患的《荷锸夫》记一位荷锸持畚、挑土筑堤的老翁,“皮骨抛酸楚”,“肠饥转鸣鼓”,相反豪门巨户却“占籍酣歌舞”。《采柳谣》描述水患时的扰民,当时令百姓扎柳成埽用以培堤,“去年采东乡,今年采西乡,东西两乡柳,采之尽斧戕”,以致“境内一望空”,而这些“投之沧渊中,飘如马脱僵”。《衙前钟》等抨击上官、令史和大差们,不顾人民疾苦,索要“牺牲酒醴罗,玉帛交横陈”的供应,尤其是频繁的大役,搞得人诚惶诚恐,闻“钟”丧胆,惟恐“抗拂立粉齑”。

叶燮的这些诗稿在宝应的文人中迅速流传开来,一批正直的文人为知县的人品、文品所感动,不约而同地汇集起来,用诗人的敏感和率真,写出了一批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作品,并且追随在叶燮身边,形成了一个诗人群体,这些人和叶燮结成了真挚的友谊,并这种友谊保持、发展到人生的暮年以至终老。这些人中有称为宝应二杰的王筑夫、陶(及其子文虎),宝应状元王式丹(康熙四十二年,当时还是青年),翰林侍读乔莱及其子崇烈等。乔莱,号石林,康熙六年进士,后举博学鸿词,升至翰林侍读,至今宝应仍存其私家园林纵棹园。乔莱与王式丹在叶燮晚年曾多次到横山探望叶燮,留下不少诗作。乔莱归隐后在故居(后改名亏园)筑乐志堂,请叶燮作《乐志堂记》,那时叶燮已64岁。后来,宝应的诗人还邀叶燮重至宝应,并由叶燮撰《宝应重修六事亭碑记》。宝应又有别称白田,后来,宝应的诗人将叶燮在宝应时所作的《记事杂诗十二首》及其他唱和之作和后来重至宝应所作的诗与当地诗人的作品,分别编成《白田唱和集》和《白田风雅》等集子。这一时期是清初宝应诗人最活跃的时期,极一时风雅之盛,史称白田风雅。

叶燮罢官退隐
尽管叶燮在宝应清廉自守、政绩斐然,得到人民的爱戴,却也不免要得罪一些人。先是叶燮的前任知县孙蕙(字树百,山东淄川人,顺治十八年(1661)进士,康熙八年至十四年宝应知县),孙蕙因礼聘同乡蒲松龄为幕宾得风雅之名,蒲松龄因不满其工于权术、贪婪无厌,不到一年即辞他而去。叶燮晋京谒选时,已升任户部给事中的孙蕙将心腹祥(见上二篇)相托。叶燮平反射阳湖冤案并作成《湖天霜》一诗记述,还将祥驱逐,孙蕙知道后对叶燮种下刻骨仇恨,务求置之于死地,以杜草菅人命之纠弹。

接着叶燮同榜进士江西李振裕(其父在明末任光禄寺少卿,降清后任兵部侍郎)在吴三桂举兵攻略江西时,以其父曾流寓宝应与邑中李姓相契,遂举家东迁,抵宝应之日,向叶燮索马夫一百名,叶燮以额例为辞,李振裕却迳命驿站夫头,如数派往其家。是日,适总河都御史巡河至宝应,需差役却无人承应,叶燮询问驿差,回答说往李翰林家供役了。叶燮责备夫头,引起李振裕恼怒,派健仆二三十人,持刀挟矢,震噪公堂,锁去衙役五人至其家,鞭打几死,叶燮前去理论,李非但不认错,反而恶语相向,并忌恨在心。后来,李升至户部尚书。

还有江都张问达,听信捕风捉影之辞,昂然向叶燮勒馈千金,遭到拒绝,竟鼓动淮扬间的邑绅大户共同寻找叶燮的毛病,一时流言四起。加上过往宝应的各级官吏都未能从叶燮那里索要到财物,对叶燮也多有指责。于是,缙绅大户讧于下,藩司河道责于上,往来官员怨于朝,叶燮以一区区县令,自然挡不住这三股合流的暗潮,何况其中又有两位声势煊赫的京官,终不免以“该官庸懦成性,河漕绎站,百事废弛”的空洞罪名罢官而去。罢官之后去向何处,叶燮在给侄子舒崇的信中说:“无论梦断春明,即家居之念,亦复不作。”即分湖是不回去了,那么,能去的,看来也只有曾经隐居过二十多年的横山了。

叶燮离开时,两袖清风穷得连赶路的盘缠也没有。好在公道自在人心,宝应的父老乡亲获悉之后,凑钱为叶燮置备行装,买船送叶燮离开,送了一程又一程、让叶燮非常的感动,挥笔写下《赠行碑》一诗。多年后重至宝应时仍有“赢得长天秋水碧,柳堤回首马频嘶”的欣慰。罢官之后的叶燮,深知以自己的个性无法在当时的官场立足,因而绝意仕进,在离开宝应回横山前给侄子舒崇的信中说:“既已在世外,宦游永断”,萌发出放浪山川之志,在同一封信中说“瓢笠之念已居六七”。叶燮回到横山安顿好家眷之后,带上简易的行李,开始了名山大川之行。叶燮的此番游历,不同于一般的游山玩水,既为了消遣胸中的郁闷,领略山川风情,也由于生活的贫困,可以通过知交的朋友,略略得到一些经济的资助,同时增加生活历练,丰富人生体悟。

叶燮游历山川
叶燮先后东到泰山,登临泰山绝顶,西至嵩山、华山,南游闽粤历雁荡山、罗浮山直到南海之滨。祖国的壮丽河山,既给他以美的享受,又使他开阔视野,拓展心胸,跳出一己之荣辱得矢的考虑,提高了思想情趣,愈加热爱生活。游历中,有机会更多地接触下层人民,增加了生活阅历,极大地丰富了诗文创作的题材。这一时期,是叶燮诗歌创作的多产期,除了和友朋之间的唱酬外,更多的是感悟山水的心得以及反映下层劳动人民甘苦的纪实之作,这些诗作很快流传开来,产生了较大影响。在游历中,叶燮有机会广泛接触全国各地文化学术界的一些名流。年轻时代的旧交不少已成为当时名士,如曹溶(秋岳,浙派词开创者)、吴之振(孟举,宋诗派先导)等,还结识了一些新朋,象写戏剧《桃花扇》的礼尚任、张玉书(翰林学士、尚书)、朱彝尊(竹坨,浙派诗人饮袖)、梁佩兰(药亭,岭南三大家之一),以及当时诗坛领袖王士禛(渔洋)等人,朋友间的讨论切磋,批评辨驳,使叶燮对当时诗坛现状有了较清晰的认识,特别是诗坛流弊觉得有必要加以矫正,这一切,初步触动了叶燮《原诗》创作的想法。

王士禛对叶燮的诗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诗古文镕铸古昔,而自成一家之言”。“先生卓尔孤立,不随时势为转移,然后可语斯言之立”。这一次的诗意游历,对叶燮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后,叶燮十分重视行万里路的游历,每有机会,必欣欣然出行。在《将远游奉别诸同人》一诗的序中,叶燮写道:“余生平好名山水如同饥渴,岱宗嵩少匡庐黄山,曾陟焉而得其胜,独未登太华、峨眉为憾。今年已七十,倘复迁延不往,其不为终生疚乎?决于今春奋然出门,以毕此愿。……余此行原决不望生还,……倘获长逝于削成万仞雪岭天半、丹崖翠壁、古刹(佛塔)名蓝(即寺院)之间,便当埋此,题一碣曰:‘有吴横山人叶子之墓。’斯愿长毕矣”。

76岁那年,叶燮还为没有到过近在百里的绍兴五泄而遗憾,决计前往,游玩回来后不久,就在横山病逝。

叶燮设馆授徒
叶燮在游学过程中,对当时诗坛盛行的刻板的摹拟和复古之风十分不满,为了宣扬自己的诗歌理想,回到横山后,叶燮在住所辟出房屋,招收学生,设馆授徒,系统教授自己的诗学观点,讲解诗歌理论,指导诗歌创作。在教学中,叶燮以杜甫韩愈苏轼三家的诗作为教材,叶燮认为这三家都体现了创新和求变,是影响其后诗风的代表人物。三家中,叶燮最推崇杜甫,除了感怀其身世遭际和史诗般的纪实风格,更重要的是杜诗中的创新,叶燮认为杜甫的诗包源流、综正变,前人诗歌的优秀品质,“甫诗无一不备,然出于甫,皆甫之诗,无一字为前人之诗也”。

叶燮以杜甫为楷模,学习大师们创作的“自命处”,根据具体实事,自抒胸臆,因情而文。叶燮对自己的诗歌创作颇自负,对学生们训诲说:“我诗于酬答往还或小小赋物,了无异人。若登临凭吊,包纳古今,遭谗遇变,哀怨幽噫,一吐其胸中所欲言与众人所不能言不敢言,虽前贤在侧,未敢多让。”当时从叶燮学诗的人很多,其中沈德潜、叶长扬、张锡祚、薛雪等后来都成为一时名士。

张锡祚(1672-1724,又名永夫),木渎人,生活贫苦,为人高洁,气节高尚,诗才横溢,后来穷饿而死,其墓葬灵岩山下(即再来人墓)。

薛雪(1861-1770),字生白,号“一瓢”,清通医学,与当时名医叶天士齐名,有《一瓢诗话》等作品传世,论诗继承叶燮的主张。

叶燮的学生中,成就与影响最大的要数沈德潜(1673-1769,字确士,号归愚)。

沈德潜少有才学,大器晚成,67岁才中进士,翰林院编修,授尚书衔,得到乾隆皇帝赏识,称为“江南老名士”,特许沈建立生祠,亲书“诗坛耆硕”之匾,死时,乾隆还为其写了挽诗。沈德潜著作等身,其诗学著作《说诗晬语》,大多引叶燮的观点,就是不曾明言是叶燮的言论,亦多暗袭叶燮的说教。《说诗晬语》不成系统,但其地位使其影响比叶燮要大,也使叶燮的思想得到广为传播。

沈德潜后被尊为“乾嘉诗坛托塔天王”,连叶燮的对手汪琬也不得不感叹“横山门下,尚有诗人”。

叶燮的学生中还有侄子叶舒崇(四兄四侗之子),舒崇九岁丧父,由叶燮抚养长大,康熙十五年进士,授官中书舍人,但舒崇也不幸早夭,死时仅三十多岁。舒崇得叶燮亲授,才名享誉文坛,与叶燮并称,有“大阮小阮”之目,其流虹桥(位于松陵镇)轶事在文坛传为佳话,王士禛、朱彝尊等人均有诗词以记。

叶燮主要著作
《原诗》原附刊《己畦集》中,分内外两篇,每篇分上下两卷,共4卷。后收入《昭代丛书》和《清诗话》中,合为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出新校注本(与《一瓢诗话》、《说诗晬语》合刊),以《清诗话》本为底本,校以《己畦集》本,仍分4卷;内篇上下分卷,据文意略有调整。内篇为诗歌原理,其中上卷论源流正变,即诗的发展;下卷论法度能事,即诗的创作。外篇为诗歌批评,主要论工拙美恶。《己畦集》中尚有《与友人论文书》等文学论文,宗旨与《原诗》略同,内容亦不出以上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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