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任安的回信,其中修辞手法的多样,丰富了感情表达的内涵,使人读来司马迁那卓绝千古的浩荡雄伟的气势仿佛就在眼前。下面是“报任安书(节选)原文翻译及赏析”。
报任安书(节选)原文
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
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用,而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是也。虽罢驽,亦尝侧闻长者遗风矣。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抑郁而无谁语。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用,女为说己容。若仆大质已亏缺,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
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间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上雍,恐卒然不可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请略陈固陋。阙然不报,幸勿过。
仆闻之,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讬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僭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爰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况伉慨之士乎!如今朝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豪隽哉!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容,无所短长之效,可见于此矣。乡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不以此时引维纲,尽思虑,今已亏形为埽除之隶,在阘茸之中,乃欲印首信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卫之中。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歪酒接殷勤之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壹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彊胡,卬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徵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李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沫血饮泣,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悽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邪?李陵既生降,聩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
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螘何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鬄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厉也。猛虎处深山,百兽震恐,及其在穽槛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入,削木为吏议不对,定计于鲜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谓彊颜耳,曷足贵乎!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乡称孤,系狱具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财。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势也;彊弱,形也。审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财绳墨之外,已稍陵夷至于鞭箠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为此也。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亲戚,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今仆不幸,蚤失二亲,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耎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戹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讬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且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汙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霑衣也。身直为闺阁之臣,宁得自引深臧于巖穴邪!故且从俗浮湛,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之私指谬乎。今虽欲彫瑑,曼辞以自解,无益,于俗不信,祗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书不能尽意,故略陈固陋。谨再拜。
报任安书(节选)翻译
太史公司马迁在少卿面前再拜陈言。前些时候承蒙您屈尊赐信给我,教导我谨慎地待人接物,并尽力向皇帝推荐人才。信中情意诚挚恳切,好像是抱怨我没能遵从您的意见行事,反而把它当作世俗庸人的话。(其实)我是不敢这样做的。请允许我大略地陈述我的鄙陋之见。拖了很久没有回信,希望不要见责。
我的先人没有建过功勋,没有皇帝颁赐的剖符丹书;只是掌管文献、历史、天文、历法的太史令,近似于卜官、巫祝之类,历来是被主上所戏弄,像乐师、优伶那样被豢养着,而为世人所看不起的。假使我认罪被杀,如同九牛失去一毛,同死去一只蝼蛄、蚂蚁有什么区别呢?而世人又不会把我和为坚持气节而死的人同样看待,只不过认为我智虑穷尽,罪大恶极,不能自脱于罪,终于走上死路而已。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平素自己所处的地位使人们有这样的看法。人总有一死,有的人死得比泰山还重,有的人死得比鸿毛还轻,这是因为他们所追求的不同啊。(作为个人而言)最重要的是不使祖先受辱,其次是自身不受辱,其次是不因别人的脸色而受辱,其次是不因别人的言辞而受辱,其次是屈身下跪受辱,其次是换上罪人的衣服而受辱,其次是戴上刑具、被杖责而受辱,其次是剃去头发、颈绕铁链而受辱,其次是毁坏肌肤、截断肢体而受辱,最下等的是受腐刑,屈辱到了极点!《礼记》上说,“刑罚不能加到大夫身上。”这是说作为士人在节操上不可不勉励自己啊。
猛虎在深山里,足以使百兽震恐,一旦关进笼子掉进陷坑,便摇着尾巴向人求食,(这是由于)长期地威慑它管制它而逐渐造成的。所以,有这样的士人,即使在地上画个圈作监牢,按情势也不愿进去;即使削个木头人当狱吏,按情理也不愿同他对答,(因为)他决计在受辱之前便自杀。如果(一个人)捆绑了手脚,戴上了刑具,赤裸着肌肤,遭受鞭打,幽禁在牢狱里,在这时候,他见到狱吏就会叩头,看见牢卒就心惊胆战不敢喘气。为什么呢? (这是由于)长期地威慑他管制他而逐渐造成的情态。(人)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还要说自己没有受污辱,真可说是厚脸皮了,怎么还值得尊重呢!再说,西伯是西方诸侯之长,却被拘禁在羑里,李斯是丞相,身受五刑而亡;淮阴侯被封为楚王,却在陈地戴上了刑具;彭越、张敖都是面向南方称王的人,却被捕入狱问罪;绛侯周勃灭掉叛乱的诸吕,权势超过春秋五霸,却被囚禁在请室之中;魏其侯是大将,却穿上赭色囚衣,戴上木枷、手铐和脚镣;季布剃去头发、颈绕铁链卖给朱家做奴隶;灌夫在居室之中受尽污辱。这些人都是身至王侯将相,名扬邻国,等到犯了罪法网加身,不能下定决心自杀,结果被囚禁在监狱之中,古今一样,哪里有不受屈辱的呢?
由此说来,(人的)勇怯强弱都是形势所决定的。道理十分明白,还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一个人不能早在法律制裁之前自尽,因而志意逐渐衰退而颓丧,到了身受杖责的时候,才打算为名节而死,这岂不是太晚了吗!古人不轻易对大夫施刑的原因,大概就是由于这个缘故。
按人之常情,没有不贪生怕死、顾念父母妻子儿女的,至于为义理所激发而(赴死)的人就不是这样,这是由于有不得已的情况。现今我很不幸,父母早逝,又没有兄弟这样的亲人,孑然一身,孤立世上,少卿你看我对妻室子女怎么样呢?况且勇敢的人不一定为节义而死,怯懦的人如果仰慕节义,在什么情况下不能勉励自己(自杀)呢?我虽然怯懦,想苟且活下来,也略略懂得舍生就死的道理,何至于甘心陷入囹圄而受污辱呢!就连奴仆婢妾尚且能够自杀,何况我处在迫不得已的境地中呢?我之所以勉力忍受不露真情地苟活,幽禁在污秽的监狱中而不辞世,是因为我遗憾的是我的志愿尚未完全实现,如果碌碌无为了结此生,我的文章著述便不能显扬于后世。
古时候富足尊贵却湮没无闻的人,多得无法记数,唯有卓越特出的人才被后人称道。周文王被拘禁而推演出《周易》六十四卦;仲尼一生受尽困厄而作《春秋》;屈原被放逐,才写出《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就写出《国语》;孙子被截去膝盖骨,编纂了《兵法》;吕不韦流放到蜀地,《吕览》流传于后世;韩非被囚在秦国,写出了《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都是圣人贤者抒发他们内心的忧愤而作的。这些人都是心里有抑闷郁结之处,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所以才追述往事,而希望未来的人了解他们的抱负。至于左丘失明,孙膑断足,再也不可能被重用了,于是退隐著书,以此抒发内心的愤懑,期望文章能流传后世,使自己的心志得以表白。
我这个人不谦逊,近年来借助于不高明的文辞,搜集天下散落失传的历史文献,大略地考证前人行事的史实,综合起来,说明事实的本末,考察其成功、失败、兴起、衰亡的规律,上从黄帝算起,下至于今,写成十篇表,十二篇本纪,八篇书,三十篇世家,七十篇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也是想用来探求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关系,通晓从古到今的变化,而形成一家之言。起草还没有完成,恰恰遭逢李陵之祸。我痛惜全书没有完成,因此遭受极残酷的刑罚而没有怨恨的表示。如果我真能著成这部书,把它藏在名山之中,传给能了解我的人,广泛流传于通都大邑,那末,我就偿还了受辱的债,即使被杀一万次,难道还有什么后悔吗!然而这些只可以同明白人谈,难于对世俗的人去讲啊。
再说,我背负着因罪受刑的坏名声,在社会上不易与人居处,地位低下的人常常受到责难和讥评。我因言论而遭逢这场灾祸,更为邻居乡里所耻笑。以致玷辱了祖上,我又有什么脸面再上父母的坟墓前呢?即使延续到百世,耻辱只会越来越深。因此,肝肠寸断,痛苦不堪,在家就精神恍惚,若有所失,出门就不知自己要去何处。每当想起所遭受的耻辱,冷汗总是从背上流出沾湿了衣服。我只不过是一个宫闱之臣,难道还能自行引退隐居山中吗?所以(我只能)暂且随世俗而浮沉、与时势相俯仰地活下去,(借著书)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悲愤和矛盾。如今少卿竟教我推贤进士,恐怕和我个人的想法相违背吧?现在即使我想用推贤进士的行动、用美好的言辞来自我粉饰,也没有用,也不会取得世俗的信任,只是足以招致屈辱罢了。总而言之,人死了之后是非才能有定论。这封信不能详尽地表达我的心意,只是大略地陈说我浅薄的见解。谨再拜。
报任安书(节选)赏析
《报任安书》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第一篇富于抒情性的长篇书信,内容极其丰富。司马迁向任安解释了自己为什么不能按照来信的要求去做,为什么要为李陵辩护而触怒汉武帝,为什么自甘受辱、愿意接受宫刑,以及在宫刑以后是什么信念支撑他顽强活下去的。
从“古者富贵而名摩灭”到“难为俗人言也”,进一步说明自己受腐刑后隐忍苟活的原因,是为了完成《史记》。可分为两层。第一层,从“古者富贵而名摩灭”至“思垂空文以自见”,列举古代被人称颂的“倜傥非常之人”受辱后“论书策以舒其愤”的例子。第二层,介绍《史记》的体例和宗旨,说明自己“就极刑而无愠色”是为了完成《史记》。
修辞手法的多样,丰富了感情表达的内涵。如“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以下八个迭句,实际隐含着八组对比,同时又两两对偶,与排比相结合,既表明了对历史上杰出人物历经磨难而奋发有为的现象的认识,又表明了以他们为榜样,矢志进取、成就伟业的坚强意志,气势雄浑,令人欲悲欲叹。
《报任安书》见识深远,辞气沉雄,情怀慷慨,言论剀切,是激切感人的至情之作。其中叙事、议论、抒情,志气盘桓,交融一体。文章以过人的丰富、强烈、奔放的思想感情,形成卓绝千古的浩荡雄伟的气势。其中所表现的司马迁崇高的人生信念和为《史记》献身的精神,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和教育价值。
报任安书(节选)作者介绍
这篇文章是司马迁写给任安的回信。任安是司马迁的朋友,曾经在狱中写信给司马迁,叫他利用中书令的地位“推贤进士”。司马迁给他回了这封信。
关于《报任安书》的创作时间,近代学者王国维、郑鹤声等人认为作于汉武帝太始四年(前93年)十一月,司马迁五十三岁。自王国维说法提出之后,司马迁的《年谱》信从这种说法,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文选》、刘盼遂等主编的《中国历代散文选》、山西大学等21所院校合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等也都采用王国维的《报书》作于太始四年说法。此外,张惟骧认为《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三年(前90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