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任安书（节选）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写给任安的回信，其中修辞手法的多样，丰富了感情表达的内涵，使人读来司马迁那卓绝千古的浩荡雄伟的气势仿佛就在眼前。下面是“报任安书（节选）原文翻译及赏析”。
报任安书（节选）原文
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
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用，而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是也。虽罢驽，亦尝侧闻长者遗风矣。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抑郁而无谁语。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用，女为说己容。若仆大质已亏缺，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
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间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上雍，恐卒然不可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请略陈固陋。阙然不报，幸勿过。
仆闻之，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讬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僭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爰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况伉慨之士乎！如今朝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豪隽哉！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容，无所短长之效，可见于此矣。乡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不以此时引维纲，尽思虑，今已亏形为埽除之隶，在阘茸之中，乃欲印首信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卫之中。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歪酒接殷勤之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壹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彊胡，卬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徵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李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沫血饮泣，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悽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邪？李陵既生降，聩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
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螘何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鬄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厉也。猛虎处深山，百兽震恐，及其在穽槛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入，削木为吏议不对，定计于鲜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谓彊颜耳，曷足贵乎！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乡称孤，系狱具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财。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势也；彊弱，形也。审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财绳墨之外，已稍陵夷至于鞭箠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为此也。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亲戚，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今仆不幸，蚤失二亲，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耎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戹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讬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且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汙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霑衣也。身直为闺阁之臣，宁得自引深臧于巖穴邪！故且从俗浮湛，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之私指谬乎。今虽欲彫瑑，曼辞以自解，无益，于俗不信，祗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书不能尽意，故略陈固陋。谨再拜。
报任安书（节选）翻译
太史公司马迁在少卿面前再拜陈言。前些时候承蒙您屈尊赐信给我，教导我谨慎地待人接物，并尽力向皇帝推荐人才。信中情意诚挚恳切，好像是抱怨我没能遵从您的意见行事，反而把它当作世俗庸人的话。（其实）我是不敢这样做的。请允许我大略地陈述我的鄙陋之见。拖了很久没有回信，希望不要见责。
我的先人没有建过功勋，没有皇帝颁赐的剖符丹书；只是掌管文献、历史、天文、历法的太史令，近似于卜官、巫祝之类，历来是被主上所戏弄，像乐师、优伶那样被豢养着，而为世人所看不起的。假使我认罪被杀，如同九牛失去一毛，同死去一只蝼蛄、蚂蚁有什么区别呢？而世人又不会把我和为坚持气节而死的人同样看待，只不过认为我智虑穷尽，罪大恶极，不能自脱于罪，终于走上死路而已。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平素自己所处的地位使人们有这样的看法。人总有一死，有的人死得比泰山还重，有的人死得比鸿毛还轻，这是因为他们所追求的不同啊。（作为个人而言）最重要的是不使祖先受辱，其次是自身不受辱，其次是不因别人的脸色而受辱，其次是不因别人的言辞而受辱，其次是屈身下跪受辱，其次是换上罪人的衣服而受辱，其次是戴上刑具、被杖责而受辱，其次是剃去头发、颈绕铁链而受辱，其次是毁坏肌肤、截断肢体而受辱，最下等的是受腐刑，屈辱到了极点！《礼记》上说，“刑罚不能加到大夫身上。”这是说作为士人在节操上不可不勉励自己啊。
猛虎在深山里，足以使百兽震恐，一旦关进笼子掉进陷坑，便摇着尾巴向人求食，（这是由于）长期地威慑它管制它而逐渐造成的。所以，有这样的士人，即使在地上画个圈作监牢，按情势也不愿进去；即使削个木头人当狱吏，按情理也不愿同他对答，（因为）他决计在受辱之前便自杀。如果（一个人）捆绑了手脚，戴上了刑具，赤裸着肌肤，遭受鞭打，幽禁在牢狱里，在这时候，他见到狱吏就会叩头，看见牢卒就心惊胆战不敢喘气。为什么呢？ （这是由于）长期地威慑他管制他而逐渐造成的情态。（人）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还要说自己没有受污辱，真可说是厚脸皮了，怎么还值得尊重呢！再说，西伯是西方诸侯之长，却被拘禁在羑里，李斯是丞相，身受五刑而亡；淮阴侯被封为楚王，却在陈地戴上了刑具；彭越、张敖都是面向南方称王的人，却被捕入狱问罪；绛侯周勃灭掉叛乱的诸吕，权势超过春秋五霸，却被囚禁在请室之中；魏其侯是大将，却穿上赭色囚衣，戴上木枷、手铐和脚镣；季布剃去头发、颈绕铁链卖给朱家做奴隶；灌夫在居室之中受尽污辱。这些人都是身至王侯将相，名扬邻国，等到犯了罪法网加身，不能下定决心自杀，结果被囚禁在监狱之中，古今一样，哪里有不受屈辱的呢？
由此说来，（人的）勇怯强弱都是形势所决定的。道理十分明白，还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一个人不能早在法律制裁之前自尽，因而志意逐渐衰退而颓丧，到了身受杖责的时候，才打算为名节而死，这岂不是太晚了吗！古人不轻易对大夫施刑的原因，大概就是由于这个缘故。
按人之常情，没有不贪生怕死、顾念父母妻子儿女的，至于为义理所激发而（赴死）的人就不是这样，这是由于有不得已的情况。现今我很不幸，父母早逝，又没有兄弟这样的亲人，孑然一身，孤立世上，少卿你看我对妻室子女怎么样呢？况且勇敢的人不一定为节义而死，怯懦的人如果仰慕节义，在什么情况下不能勉励自己（自杀）呢？我虽然怯懦，想苟且活下来，也略略懂得舍生就死的道理，何至于甘心陷入囹圄而受污辱呢！就连奴仆婢妾尚且能够自杀，何况我处在迫不得已的境地中呢？我之所以勉力忍受不露真情地苟活，幽禁在污秽的监狱中而不辞世，是因为我遗憾的是我的志愿尚未完全实现，如果碌碌无为了结此生，我的文章著述便不能显扬于后世。
古时候富足尊贵却湮没无闻的人，多得无法记数，唯有卓越特出的人才被后人称道。周文王被拘禁而推演出《周易》六十四卦；仲尼一生受尽困厄而作《春秋》；屈原被放逐，才写出《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就写出《国语》；孙子被截去膝盖骨，编纂了《兵法》；吕不韦流放到蜀地，《吕览》流传于后世；韩非被囚在秦国，写出了《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都是圣人贤者抒发他们内心的忧愤而作的。这些人都是心里有抑闷郁结之处，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所以才追述往事，而希望未来的人了解他们的抱负。至于左丘失明，孙膑断足，再也不可能被重用了，于是退隐著书，以此抒发内心的愤懑，期望文章能流传后世，使自己的心志得以表白。
我这个人不谦逊，近年来借助于不高明的文辞，搜集天下散落失传的历史文献，大略地考证前人行事的史实，综合起来，说明事实的本末，考察其成功、失败、兴起、衰亡的规律，上从黄帝算起，下至于今，写成十篇表，十二篇本纪，八篇书，三十篇世家，七十篇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也是想用来探求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关系，通晓从古到今的变化，而形成一家之言。起草还没有完成，恰恰遭逢李陵之祸。我痛惜全书没有完成，因此遭受极残酷的刑罚而没有怨恨的表示。如果我真能著成这部书，把它藏在名山之中，传给能了解我的人，广泛流传于通都大邑，那末，我就偿还了受辱的债，即使被杀一万次，难道还有什么后悔吗！然而这些只可以同明白人谈，难于对世俗的人去讲啊。
再说，我背负着因罪受刑的坏名声，在社会上不易与人居处，地位低下的人常常受到责难和讥评。我因言论而遭逢这场灾祸，更为邻居乡里所耻笑。以致玷辱了祖上，我又有什么脸面再上父母的坟墓前呢？即使延续到百世，耻辱只会越来越深。因此，肝肠寸断，痛苦不堪，在家就精神恍惚，若有所失，出门就不知自己要去何处。每当想起所遭受的耻辱，冷汗总是从背上流出沾湿了衣服。我只不过是一个宫闱之臣，难道还能自行引退隐居山中吗？所以（我只能）暂且随世俗而浮沉、与时势相俯仰地活下去，（借著书）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悲愤和矛盾。如今少卿竟教我推贤进士，恐怕和我个人的想法相违背吧？现在即使我想用推贤进士的行动、用美好的言辞来自我粉饰，也没有用，也不会取得世俗的信任，只是足以招致屈辱罢了。总而言之，人死了之后是非才能有定论。这封信不能详尽地表达我的心意，只是大略地陈说我浅薄的见解。谨再拜。
报任安书（节选）赏析
《报任安书》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第一篇富于抒情性的长篇书信，内容极其丰富。司马迁向任安解释了自己为什么不能按照来信的要求去做，为什么要为李陵辩护而触怒汉武帝，为什么自甘受辱、愿意接受宫刑，以及在宫刑以后是什么信念支撑他顽强活下去的。
从“古者富贵而名摩灭”到“难为俗人言也”，进一步说明自己受腐刑后隐忍苟活的原因，是为了完成《史记》。可分为两层。第一层，从“古者富贵而名摩灭”至“思垂空文以自见”，列举古代被人称颂的“倜傥非常之人”受辱后“论书策以舒其愤”的例子。第二层，介绍《史记》的体例和宗旨，说明自己“就极刑而无愠色”是为了完成《史记》。
修辞手法的多样，丰富了感情表达的内涵。如“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以下八个迭句，实际隐含着八组对比，同时又两两对偶，与排比相结合，既表明了对历史上杰出人物历经磨难而奋发有为的现象的认识，又表明了以他们为榜样，矢志进取、成就伟业的坚强意志，气势雄浑，令人欲悲欲叹。
《报任安书》见识深远，辞气沉雄，情怀慷慨，言论剀切，是激切感人的至情之作。其中叙事、议论、抒情，志气盘桓，交融一体。文章以过人的丰富、强烈、奔放的思想感情，形成卓绝千古的浩荡雄伟的气势。其中所表现的司马迁崇高的人生信念和为《史记》献身的精神，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和教育价值。
报任安书（节选）作者介绍
这篇文章是司马迁写给任安的回信。任安是司马迁的朋友，曾经在狱中写信给司马迁，叫他利用中书令的地位“推贤进士”。司马迁给他回了这封信。
关于《报任安书》的创作时间，近代学者王国维、郑鹤声等人认为作于汉武帝太始四年（前93年）十一月，司马迁五十三岁。自王国维说法提出之后，司马迁的《年谱》信从这种说法，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文选》、刘盼遂等主编的《中国历代散文选》、山西大学等21所院校合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等也都采用王国维的《报书》作于太始四年说法。此外，张惟骧认为《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三年（前90年）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