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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三国时期史实的纪传体国《三国志》

《三国志》是西晋陈寿编写的一部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纪传体国别史,详细记载了从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六十年的历史。《三国志》是同类史书中最有价值者。在《三国志》之前,已有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266)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亦准备写作《魏书》,在看到《三国志》,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就毁弃了自己的著作。后人更是书更是推崇备至,将其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前四史”。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一直流传到现在。

《三国志》全书一共六十五卷。其中《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和韦昭的《吴书》等这些史书。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造成了史料不足的缺点,显得内容不够充实。《三国志》中没有“志”类,要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中的“志”。 另外陈寿是晋朝朝臣,晋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国志》尊魏为正统。《三国志》为曹操写了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记刘备为《先主传》,记孙权称《吴主传》,均只有传,没有纪。后世学者多以此讥讽陈寿,其实,这是中国史书中臣工们编写前朝史书的通例,不足为怪。

陈寿的《三国志》最值得称赞之处是:在当时极为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下,作者在用曲折方式反映历史真实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叙事中做到隐讳而不失实录,扬善而不隐蔽缺点。《三国志》对汉魏关系有所隐讳,但措词微而不诬,并于别处透露出来一些真实情况。如建安元年(193)汉献帝迁都许昌,本是曹操企图挟天子以令不臣之举。陈寿在这里不用明文写曹操的政治企图,这是隐讳。但写迁都而不称天子,却说董昭等劝太祖都许,这就是微词了。另外,他在《荀彧传》、《董昭传》和《周瑜鲁肃吕蒙传·评》中都揭露了当时的真实情况。陈寿对蜀汉虽怀故国之情,却不隐讳刘备、诸葛亮的过失,记下了刘备以私怨杀张裕和诸葛亮错用马谡等事,这也是良史之才的一个表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三国志》说:“以理而论,(陈)寿之谬万万无词;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盖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于当代之论者也;寿则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于当代哉”!

《三国志》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叙事简略,文辞简约,取材精审,对于不可靠的资料进行了严格的审核,不妄加评论和编写,慎重的选择取材之源。据裴松之《三国志注》,汉魏交替之际的表奏册诏有20篇之多,但陈寿在《三国志·文帝纪》中,只用一篇173字的册命就把这件大事写出来。对孙策之死,舍弃《搜神记》等书上的妄诞传说,只记孙策为许贡的刺客所击杀。这些都反映了他对史实认真考订,慎重选择的态度。因此为历代史学家所重视。视为纪传体史学名著。他死后,尚书郎范頵上表说:“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朋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可见,《三国志》在当时就受到人们的好评。

《三国志》不仅是一部史学巨著,更是一部文学巨著。陈寿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以简练、优美的语言为我们绘制了一幅幅三国人物肖像图。人物塑造得非常生动。如《先主传》记曹操与刘备论英雄,当曹操说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之时,“先主方食,失匕箸”的记载,使刘备韬晦的心情,跃然纸上。《周瑜鲁肃吕蒙传》记载的曹操听到刘备占据了荆州之时,“方作书,落笔于地”的情态,生动烘托出刘备在曹操心目中和当时局势中的地位。书中写名士的风雅、谋士的方略、武将的威猛,大多着墨不多,却栩栩如生。《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称赞说:“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国志》,文质辨洽,荀(勖)、张(华)比之(司马)迁、(班)固,非妄誉也”。

《三国志》作者陈寿(233-297),字承祚,西晋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他少好学,就有志于史学事业,对于《尚书》《春秋》《史记》《汉书》等史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师事同郡学者谯周,在蜀汉时任观阁令史。当时,宦官黄皓专权,大臣都曲意附从。陈寿因为不肯屈从黄皓,所以屡遭遣黜。入晋以后,历任著作郎、治书侍御史等职。280年,西晋灭东吴,结束了分裂局面。陈寿当时四十八岁,开始撰写《三国志》。除《三国志》外,陈寿还著有《益部耆旧传》、《古国志》等书,整理编辑过《诸葛亮集》,可惜这些书后来都亡佚。

因为《三国志》文辞过于简约,与史实多于疏略,其中《蜀书》更为简略,仅十五卷。南朝宋文帝刘义隆命裴松之为之作注。裴一反解释文辞的传统注法,而把重点放在史实的增补和考订上,裴松之不仅开创了注史的新例,而且对研究三国历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不仅使《三国志注》成为《三国志》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成为我国古代重要的史学著作。所以书成献上后,宋文帝叹为“不朽”!但从唐代开始,学者们对裴注的价值产生极大分歧,批评者主要针对其资料庞杂繁芜和体例不纯,代表人物有刘知几《史通·补注》,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叶适《文献通考》等。肯定者则强调其史料价值和注释体例的开创,如钱大昕认为:“裴氏注摭罗缺佚,尤为功臣。”(《三国志辨疑·序》),李慈铭也认为“裴松之注博采异闻,而多所折衷,在诸史注中为最善,注家亦绝少此体”(《越缦堂日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有褒有贬,既肯定了裴注保存六朝文献之功,又批评了裴注体例不纯:“或详或略,或有或无,亦颇为例不纯。然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崖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剪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焉。”

后代研究《三国志》和注释的人很多,而清朝人下的功夫最大。到民国时期,卢弼经精心研究,撰写的《三国志集解》成效显著,是重要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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