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令尹子囊之死

楚国与吴国即将开战，楚兵少而吴兵多。楚将子囊认为，照这样打起来楚军队必败，这种丢失土地、让君王丢脸的事，是忠臣不忍心做的。因此，他没向楚王请示就下令退兵。到了国都城郊，子囊派人请求楚王赐死。楚王说，子囊退兵，是为国家社稷着想，现在看来确实于楚国有利，告诉子囊，我不会让他死的。子囊说，对不战而退兵之人若不处以死刑，那么后世带兵的人，就会以开战不利为借口，效仿我临阵脱逃。照此下去，楚国将成为天下最弱的国家。于是，子囊便退回去拔剑自刎。楚王说，诚如此，就成全子囊大夫的高义吧。殡葬时，楚王装模作样地将斧子与铁砧放在子囊的三寸桐棺上，表示执行了死刑。从《说苑》的记述看，子囊以国家利益为重，不惜以身殉国，义薄云天，令人敬仰。煞风景的是，《左传》中的子囊之死，却是另一个版本。据《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这年秋天，楚王派子囊挥师于棠(今江苏省六合县北)，准备攻打吴国。吴军闭城不出，楚军只好回撤。殿后的子囊，以为吴军不敢应战而放松了警惕。不料行至一个险要的关隘之处，楚军遭到吴军伏兵的截击，因首尾失顾而大败。子囊伐吴回来，不久后就死了。按照《左传》的记载，子囊是在率军伐吴失利后死去的，而不是自杀，这与《说苑》的说法大相径庭。不免让我们大惑不解，究竟哪个“子囊”更接近历史真实呢？

从记事的年代、编撰的动因和成书的取材以及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表述来看，当然是《左传》可信。《左传》记事起于公元前722年，是我国第一部详细完整的编年史，而《说苑》成书于公元前17年，是西汉奉诏领校秘书的刘向，书中采辑了大量民间图籍，将纪实与虚构孱和为一体，分类纂辑先秦至汉代史事传说，且原书大部分散佚，仅存五卷，后经宋曾巩搜辑，方撤消为二十卷。书中杂以议论，藉以阐明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观念，意在劝善惩恶，弘扬教化，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但于史实却不足为凭。那么，本来是打了败仗后而死的子囊，为什么会被吹嘘成杀身成仁的英烈呢？子囊是楚庄王第三个儿子，名贞(字子囊)，所以又称公子贞。那时的楚国，已开始走下坡路，雄视中原的霸气大为衰减，打败仗的事儿也不止一次了。此前的鄢陵之战，楚军就被晋军打了个屁滚尿流。子囊就任令尹后，为挽楚国颓势，曾先后六次北伐。这次率军伐吴损失惨重，无功而返的当年冬天，子囊去世。但不知为何，史书中涉及子囊身世的记载很少，死因也无证可考。据史料推测，子囊去世时不到四十岁，很有可能是身负重伤，郁郁不得志而亡。作为楚国的令尹，是执掌军政大权的最高长官。但仅凭这样的身价，后人是不会把忠臣的美誉送给他的。他之所以能被后世所赞赏，基于两件事。一是楚王熊审自以为无德无能，有辱社稷，病故前请求给予恶谥，子囊公正执言，说他有功且能知过，遂谋谥为“恭”，亦称楚共王；二是与他临终前的政治交代有很大关系。子囊弥留之际遗言，一定要在郢地修筑牢固的城墙。正是因为这个遗言，他才被称为临死不忘社稷安危的忠臣。表示忠贞爱国的成语“楚囊之情”，正是由此而来。既然如此，编撰历史故事的人，出于教化向善之心，有意美化一下子囊就不奇怪了。这样的现象，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应该说不独唯是。类似“楚囊之情”这样的历史典故，虽然经不起史学家的考证推敲，但对于后世读者来说，则不必过于较真，非要用严酷的史实去裁判修正美好的传说，姑且作为文学故事来读，也未尝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