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

中华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在迄今而知的人类约300万年的历史发展中，华夏是人类最早发祥地之一。北京人化石，证明我们的祖先在四五十万年前，就开始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了。云南的元谋人距今约170万年，陕西的蓝田人距今约70万年。

中国的原始社会大约经历了200万年的发展历史。最早一个阶段，人类结成比较松散的群团，过着以采集为主的生活。以后，随着狩猎经济的出现，产生了最初的分工，由于劳动分工以及对血缘群婚危害性的初步察觉，从而开始由近及远的限制了亲子之间和兄弟姐妹之间的血缘配婚，逐步实行外婚制群婚，于是一种新的、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组织--氏族出现了。这个过程大约经历了一、二十万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但至迟在4万年前，人类体质发展进入现代人行列时，氏族制度已形成了。

1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发明了原始农业和家畜饲养。此后，在适宜农耕的地方出现了相对定居的村落，距今七、八千年时达到了氏族制度的繁荣阶段。距今五、六千年间，在中华大地上已形成若干部族集团，其中主要有生活在黄河中游及其邻近地区的华夏集团，以泰山为中心的东夷集团和以洞庭、鄱阳两湖为中心的苗蛮集团。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三大集团都不断向四处迁徙发展，各自居地犬牙交错，彼此间经济文化不断得到交流融合。

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史。在这5000年中，曾发生了无数次战争。铜器时代，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即从原始社会到第一个有阶级社会夏朝，经商朝、周朝及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已进入了秦朝。这一阶段，在华夏土地上发生了成千上万次战争。

约4000年前，当黄帝族后裔征服众多氏族部落之后，中原地区形成了传说中先后以尧、舜、禹为首领的强大部落联盟。龙山文化的遗址展现了其时私有制业已形成，贫富分化明显，进而产生阶级对立的情景。尧舜禹禅让的军事民主制既是氏族社会的最后光环，又是部落战争向阶级暴力转化的推进器。为争夺部落联盟最高首领地位，掠夺更多的财富和奴隶，部落之间狼烟四起，征战不息。传说尧战胜十几个部落才获得民众拥戴而为"天子"，舜继位后13个部落不服，禹时有33个部落反抗，民主推选的背后充满着血与火，禅让是对武力征服的认可。战争作为私有制的产物，终于敲响了野蛮时代的丧钟，给自己赋予了文明时代的意义。

从夏朝开始，经商朝至西周，是中国的奴隶制时代。战争伴随奴隶制国家的形成和完备而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

约公元前21世纪(一说前22世纪)至前14世纪，即夏朝和商朝前期，奴隶制国家处于逐步形成和初期发展阶段，氏族部落制度的残余保留甚浓。争夺王权，攫取国家统治地位，成为这一阶段战争的主要内容。

禹子启废禅让，世袭为君，开创夏朝，中国历史进入阶级社会。以今河南伊河、洛河流域为中心的夏朝，最初几十年充满着王权世袭制与部落禅让制的斗争。原定为禹继承人的伯益首先起兵攻夏启，战败被杀。早在禹时就同夏后氏争夺首领地位的有扈氏，再次起而争夺王权，与夏启率领的军队在甘之战中激烈较量。夏启攻灭有扈氏，使夏王朝的统治得到各部落首领的承认。但夏朝的统治并不稳固，及太康继位，东夷有穷氏首领后羿依靠强大武力，乘夏朝内乱、民众不满之机，夺取夏朝统治权，史称"太康失国"。继而寒浞取代后羿，欲彻底消灭夏后氏势力，攻灭斟灌氏、斟寻氏，杀太康之侄相。相的遗腹子少康得有虞氏帮助，积聚力量，隐蔽待机，以各个击破之策，攻灭寒浞，恢复夏朝统治，此即少康复国之战，亦称"少康中兴"。直至夏朝中期，统治相对稳定，夏王杼以坚甲、长矛装备军队，曾战胜强大的东夷军，攻至东海边。自夏王孔甲之后，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国势逐渐衰微。

夏朝末期，夏王桀为转移民众反抗情绪，对外兴师，攻灭缗，致使统治出现严重危机。此时，黄河下游的商族崛起。商汤先是逐个翦除夏朝羽翼，使之陷于孤立，尔后展开具有决定意义的鸣条之战，一举击败夏军，攻灭夏朝，建立商朝，定都于亳(今河南商丘北)。随后继续征战四方，扩展统治地区。商朝前期，经历了统治相对稳定又一度中衰的过程。其间，王位纷争不断，诸王频繁徙都，战争围绕王权争夺和征伐叛离方国部落而展开。商朝中期，盘庚迁殷(今河南安阳)，加强王权，力图进取，奴隶制王朝开始进入大发展时期。

夏朝和商朝前期的战争，作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鲜明地体现着奴隶制国家的意志。自夏初产生以"六事之人"(奴隶主贵族)为骨干、"众"(平民)为基础的国家军队之后，战争不再由民众集体进行，而成为军队的专门职业。由此引起区别于军事民主制时期的作战的重大变化：作战指挥不仅表现为战前组织和战后处理，也开始贯穿于战斗进程；夺取战斗胜利，不单凭体力和勇敢，谋略意识逐步产生。商汤以离间敌国、翦夏羽翼之策转化敌我力量对比，以正确选择决战时机而制胜，反映出战略思想的萌芽。由于社会生产力虽有发展而仍然低下，用青铜制造的金属兵器仅开始用于作战，仍以木、石兵器为主。从甘之战首见战车到商汤率良车70辆作战，只是车战的滥觞，尚未代替以徒步格斗为主的作战方式。战争规模小，战斗时间短，作战指导受"天命观"绝对统治，人们对战争的认识还处于低级阶段。

约公元前13世纪至前771年，即商朝后期和西周，王权不断加强，国家机器日臻完备，奴隶制走几鼎盛。为适应奴隶制发展需要的掠夺性征服战争占据主导地位，集中表现为奴隶制王朝同四周方国、部族的战争日趋频繁。

商王武丁继位后，社会经济空前发展，迎来商朝鼎盛，为进行大规模掠夺性征服战争创造了条件。武丁攻西北部族之战，包含着对土方、方，鬼方、羌方等强劲部族的一系列征伐，贯穿于武丁在位的整个时期，其中对方的作战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战况最激烈，最终取得征服或平定这些部族的胜利。武丁还出兵征伐东边的夷方、南边的荆楚、巴方、虎方等。对四周不下50余个方国、部族的战争，获取了大量的奴隶，扩大了商朝疆域，史称"武丁中兴"。奴隶制的发展，促使商朝内部阶级矛盾、与周边方国部族的矛盾加深。自商王朝祖甲以后，商朝开始由盛而衰。商王武乙、帝辛(纣王)全力对付东夷，展开长期战争，虽然获胜，却因此耗损国力，给周的东进造成可乘之隙。周文王进行翦除商朝羽翼的一系列战争，奠定了灭商的基础。周武王以乘虚捣隙的谋略，率军进攻商都，展开了古史记载中第一次大规模车战，即牧野之战。商朝600年统治因商军一朝土崩瓦解而覆灭，从此翻开西周王朝的历史篇章。

西周开国之初，面临内忧外患，实力尚存的商部族图谋复辟。周公东征，采取逐次推进、各个击破之策，平息叛乱，一扫殷商残余势力。成王、康王之世，营建东都，分封诸侯，扩建军队，制礼作乐，使西周成熔前规模的奴隶制王朝。成王出兵攻荆楚、康王命盂伯率大军攻鬼方，显示周王朝国势蒸蒸，威服四方。昭王、穆王两代，大规模对外征伐。周昭王攻荆楚之战，以丧师亡身告终；周穆王西征犬戎、南攻徐国，由是"荒服者不至"(《史记·周本记》)，初露西周由盛而衰的迹象。自共王、懿王之后，国势滑坡，四周方国、部族不断侵扰，迫使西击后期诸王频频用兵。周厉王攻噩之战靠贵族亲兵获胜，反映了王室军队的衰弱。周攻狁之战历经厉王、宣王两世，虽多有胜利，亦使周王朝筋疲力尽。对外战争加深了社会危机，导致周"国人"起义，震撼着奴隶制王朝。周宣王南征、北伐的"中兴"气象，不过是周王朝的落日余晖。至周幽王时，政治腐败，天灾频仍，诸侯叛离，戎狄内侵，在申、缯等诸侯及犬戎联合进攻之下，幽王兵败被杀，西周灭亡，奴隶制度开始进入衰落时期。

中国奴隶社会的战争形态，在商朝后期和西周时代有了明显发展。由于与战争密切相关的手工业技术迅速进步，青铜兵器和战车大量用于作战，从商朝后期拥有战车300辆，到西周后期战车达3000乘之多，表明战争规模不断扩大，车战成为主要作战方式。国家军队确立以"师"为最高建制单位，形成国君控制下的分级领导体制，并由车、步分编演变为车、步合同，使战争在日趋完善的组织形式下进行，强化了战争的正规性。车战战法脱离滥觞期的原始形态，强调保持队形严整和车队坚固，向着充分发挥车阵集团冲击力的方向发展。参战兵员的增多和战场范围的扩大，使作战指挥手段由单一而多样，至西周已使用旗、鼓、铎、铙等视听信号指挥作战。商朝后期出现正规的驿传制度，西周晚期又建立了烽燧报警，反映出保障军队行动的信息不断加强。随着人们对天道、鬼神观念开始动摇，作战指导自觉地运用谋略。周灭商的牧野之战，注重全局把握、审势而动、量力而行，采取军政结合、各个击破、乘隙奔袭，已包括战争准备、筹划、实施各阶段，标志着中国古代早期战略的形成。

远古时代的战争，是中国文明时代的催生婆，也是奴隶制社会前进的历史杠杆。战争自身的发展，产生并不断加强了以奴隶主贵族为骨干的军队，军事制度由草创而逐步形成。人们对战争经验的总结，出现了最早的军事著作《军志》、《军政》，军事学开始诞生。中国军事作为一个独立领域在远古时代战争中确立，成为尔后数千年发展的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