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禛

王士禛（1634—1711），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人。清初著名诗人。清顺治十四年（1657）进士，初官扬州推官，入为部曹，转至翰林，任国史副总裁、刑部尚书。康熙四十三年（1704）罢官归里。工诗词，论诗创神韵说。未仕时赋《秋柳》诗，崭露头角；官扬州五年，得江山之助，诗名大起。诗作甚丰，著有《带经堂集》、《渔洋山人－精华录》、《居易录》、《池北偶谈》等。故居位于火神庙西夹道。

王士禛生平
王士禛是一代诗宗，主盟诗坛被尊为“泰山北斗”在诗坛上独创诗论“神韵说”，由于诗论和创作顺应了清初社会发展历史潮流，反映由此带来的诗风转变的共同趋势，又取得很高成就，产生广泛影响，因被人屡以“博学善诗文”之名兴荐，受到康熙召见，应康熙之命，择取自己诗作300首为《御览集》呈上，诗歌的秀雅与温厚进一步赢得最高统治者的欢心，从此受到格外恩宠，屡屡得到亲笔字画的赏赐和康熙专让为他写的“带径堂”、“信古斋”两堂额。能蒙皇帝如此垂青，是封建社会文人中不多见的，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赏识，从而宦途通达，其诗起了相当的辅助作用。其诗得到了皇帝的褒扬，进一步确立并稳固了诗坛领袖地位，引导了一代诗风。
王士禛是一位政绩卓著的好官，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勤于著书，著有《带经堂集》、《渔洋诗集》、《池北偶谈》等数十种560多卷，其诗论“神韵说”造诣极深，影响深远，一时门生半天下，诗友数百人，他主持风雅达五十年之久，被尊为“一代诗宗”，“文坛领袖”。王士禛之所以这样显赫，于他的家庭背景是紧密相关的，他出生在一个世代仕宦家庭里，这个家族自明后期至清中叶前后二百多年间出进士31名，举人46名，出仕为官者100多人，其中文学著述者50余人。王氏家族可谓科甲蝉联，簪缨不绝，人才辈出，成为“江北青箱”。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王渔洋先生萌发对诗文的兴趣，除去本人勤奋学习，刻苦努力外，家学渊博即是重要的因素。王士禛素有山水之癖，每当投身大自然便诗兴澎湃，一发而不可收，如顺治十六年（1659年）委命为扬州推官，扬州为东南名胜之地，一些明末文士多聚于此。王士禛与诸名士诗酒文宴，来往甚密，并组织共同倡和，编有《红桥唱和集》不少诗人以诗记载当时盛况，时传为扬州文坛一段佳话，扬州5年是文学生涯中十分难记的岁月。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编定《渔洋山人精华录》大部分选自《典试四川》、《南海集》和《雍益集》。这些诗歌的产生均是“典试四川”、“祭告南海”沿途得“江山之助”之作，也是其诗刊歌创作的精华。
王士禛蜚声海内的另一个原因是注重以诗会友；以文论交。他主观上不恃官高位重，凡是同好，不论贫富总乐于之结交。最值一提的便是先生与蒲松龄的交往。
蒲松龄是山东淄川人，是清代初年的著名作家，与渔洋同时，而籍贯邻县，然而两人社会地位及处理却很不一样，王士禛身贵族势居高位，而蒲松龄始终是个穷塾师。但王士禛很赏识蒲松龄的道德学问，蒲松龄也很敬重王士禛为官清正，及诗文造诣，彼此从文字结交为好友．蒲松龄著《聊斋志异》，王士禛为之评点扬誉。除了文坛上的成就，政绩也相当显赫。26岁任扬州推官，5年后提拔京城，历任翰林院侍读、都察院、国子监祭酒，直至16任刑部尚书，为官至45年，恪守“清、慎、勤”。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王士禛的子王启彷官唐山县令，唐山当时土脊民贫，对儿子以书生骤升县令重任，王士禛放心不下，专门写下《手镜录》一册给他，予以教诲，全书由数十条作官和生活经验构成，其中心思想在于审慎处事，洁已爱民，虽然是让儿子，“置座右”实际上，也是王渔洋自身思想品格之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