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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攀龙

高攀龙(1562年~1626年)明代文学家、政治家,东林八君子之一。初字云从,更字存之,别号景逸。南直隶无锡(今属江苏)人。万历十七年进士,授行人。因疏论辅臣王锡爵,谪官广东揭阳县典史。后卸职归故里,与顾宪成修复东林书院,讲学其中,世称“高顾”,为东林学派的代表人物。天启元年,入朝为光禄寺少卿,后因弹劾宦官魏忠贤,削籍为民。天启六年因锦衣卫追捕东林党人,从容赴水而死。崇祯初年得以昭雪。

高攀龙生平
高攀龙祖父静成,被举为孝廉,曾任浙江黄岩县令。生父继成,生有五个子女,高攀龙是老二。静成的弟弟静逸无子,于是将高攀龙过继为嗣子。

高攀龙从小喜读书,非常懂礼节。六岁开始读书,十二岁学写八股文,二十一岁中举。万历十四年(1586年),无锡知县李元冲聘请江右学派的罗懋忠和顾宪成到黉宫讲学,高攀龙受其影响,开始潜心研究程朱学说,确定了治学方向。万历十七年(1589年)中进士,不久,嗣父去世,他回家为嗣父守制三年。

万历二十年(1592年),高攀龙服满,被任命为行人司行人,开始了曲折坎坷的政治生涯。行人司行人执掌传圣旨、行册封等礼仪性的事务,比较清闲。高攀龙大量阅读了行人司中丰富的藏书,尤其是仔细研读了二程、朱子的著作和明朝山西大儒薛文清的《读书录》,并亲手摘抄。他尤其赞赏薛文清“一字不可轻与人,一言不可轻许人,一笑不可轻假人”的处世态度,以后行事必自求无愧于这一原则。他还编写了《日省编》,将先朝大儒的语录附在《大学》章句之下,作为初学者的指南。高攀龙又将先朝大儒有关儒、释差异的言论汇集成《崇正编》,以抵制王阳明心学所提倡的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主张。也就在这一时期,高攀龙感觉自己读书虽多,但心得较少,于是采取半日读书、半日静坐的方法,涵养德性。此后几十年,从未间断。可以说,高攀龙之所以能不以自身的进退为怀,坦然面对政治生活中的腥风血雨,达到崇高的道德境界,与他长期的修身养性是分不开的。

此时的明王朝已经进入了衰败期,神宗长期不理政务,朝中党派纷争,宦官横行,致使朝政混乱,国力日衰。高攀龙从政不久,就上了一道《今日第一要务疏》,提出要改变明王朝岌岌可危的形势,首先必须正本,即端正“人君之心”;其次要“除刑戮”、“举朝讲”、“用谏臣”、“发内帑”,以革新政治。但这道奏疏被皇帝留中不发。后来,首辅王锡爵等权贵在六年一度考察京官的过程中,大肆排斥异己,被贬削者总计达六十余人,朝廷上正直的官员为之一空。高攀龙的同年御史袁可立上疏针砭朝政,王锡爵怂恿明神宗将之削职为民。高攀龙为此愤激不已,上《君相同心惜才远佞以臻至治疏》,对神宗无故罢免大臣深表不满,并对王锡爵为泄私愤而斥逐异己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这道奏疏激怒了王锡爵,也得罪了神宗,结果高攀龙被贬为广东揭阳典史。高攀龙由水路从家乡前往广东就任。在揭阳,高攀龙每天在官衙内教授生徒,培养了不少学生。他还四处察访民情、吏弊,惩治地方恶霸。在揭阳停留的半年内,高攀龙结识了陆粹明及其老师萧自麓,以及明道先生、李材等人,对他的学术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生境界也有很大的提高。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二月,高攀龙回到无锡,居家不仕近三十年。他在漆湖之畔(今蠡湖东岸)建造了一座“水居”,取名“可楼”,作为自己读书静坐的处所。“水居”坐落在湖山环抱之中,环境十分幽雅,他常常在此一住就是一个月。在读书静坐中,他的学术思想日渐成熟,成为当时的儒者宗师。他在学术思想上的最大贡献,在于提倡“治国平天下”的“有用之学”,反对王学末流的“空虚玄妙”之学。他认为“无用便是落空学问”,“立本正要致用”,把“治国平天下”看做是格物致知和个人道德修养的必然结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毕生追求的政治理想,因此后人评价他“居与游无出乎家国天下”。

高攀龙回到家乡,除了读书静坐外,他的另一个重要活动就是讲学。他与家乡另一位进士出身的学者顾宪成志同道合,交谊颇深。为了有一个讲学的场所,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在常州知府欧阳东凤和无锡知县林宰的支持下,高攀龙与顾宪成等人发起,在北宋著名学者杨时(龟山)的讲学之所重建了东林书院。重建后的东林书院由顾宪成主持,万历四十年(1612年)顾宪成去世后,由高攀龙主持,直到天启五年(1625)书院被拆毁为止。

高攀龙在讲学过程中,除了学术上的传授与交流外,更强调立志做人。他提出做人要真,要老老实实,强调做人要有气节。针对当时士风日下、追名逐利的情况,他指出读书不是为了求取功名富贵,而是为了正心修身。高攀龙等人在讲学的过程中,以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格标准来评议朝政,裁量人物,与他们志趣相近的在野士大夫闻风响附,纷至沓来。在朝的李三才、赵南星、邹元标、杨涟等正直官员也与他们互通声气,遥相应和,东林书院实际上已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他们的反对派对此十分忌恨,诬之为“东林党”,污蔑他们是假借讲学以结党营私。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神宗去世,皇太子即位,是为光宗。光宗在位仅二十九天便一命呜呼。其后,他的长子朱由校即帝位,是为熹宗。熹宗即位后,东林党人因拥戴有功,重新崛起。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高攀龙重获起用,被任命为光禄寺丞。九月,到京就任。这时,他已经是一位六十岁的老人了,长期的修身养性,使他早已超脱了名利甚至生死。

天启二年(1622年)正月,关外重镇广宁(今辽宁北镇)失陷,明军被迫退缩到山海关一线。消息传来,朝野震惊,人心惶惶。高攀龙接连上书要求革新政治,以挽救国家濒危的命运。他在《破格用人疏》中提出要破格用人,加强战守之备,并推荐礼部右侍郎孙承宗担任防御大臣,负责处理战事。他的意见得到了皇帝的首肯,而孙承宗也不负众望,收复了广宁和辽河以西的土地,边境平静了四年之久。同时他还上疏追论三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要求惩治郑养性、李如桢、崔文升等人。他还上了《恭陈圣明务学之要疏》,向明熹宗阐明读书的重要性。由于在疏中涉及到三案,触怒了熹宗,结果反而被罚俸一年。

天启二年九月,高攀龙转任大理寺右少卿,十一月,升任太仆卿,次年晋升为刑部右侍郎,四年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此时,以宦官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势力日益扩张,控制了内廷和外廷的行政事务。东林党人向来嫉恶如仇,反对他们利用权势,擅作威福,翦除异己,荼毒内外,纷纷上书参劾。双方的斗争进入了白热化阶段,高攀龙站在了这场政治斗争的风口浪尖。

高攀龙担任左都御史后,就着手清除贪官污吏。他首先命令五城御史在九门张挂《禁绝书仪》。不久,又上《纠劾贪污御史疏》,弹劾御史崔呈秀。疏中揭露崔呈秀在巡按淮扬地区时,贪赃枉法,铺张浪费,要求将崔呈秀从重处分。吏部尚书赵南星经过认真复查,认为事实确凿,提议将崔呈秀遣戍。崔呈秀得知后,连夜投奔魏忠贤,认魏忠贤为义父。

高攀龙认为,要治理好天下,地方官是否贤良十分重要,因此拟了一道《具申严宪约疏》,对地方官的职责作了“课农桑”、“兴教化”、“育人才”等共55条具体的规定,府、州、县据此层层考核。他在给登莱巡抚袁可立的书信《答袁节寰中丞》中说道:“今天下难联者人心,难得者人才,难鼓者士气,得老公祖(袁可立)一点真精神不难矣。”此时,魏忠贤、崔呈秀等人正借会推山西巡抚一事大肆迫害东林党人,结果高攀龙奏疏还未来得及呈上,就被借故罢斥了。高攀龙等人被罢黜后,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全面控制了朝廷内外大权。他们窃国乱政,大兴冤狱,开始对东林党人进行更大规模的迫害,编派了《缙绅便览》、《点将录》、《天鉴录》、《同志录》等黑名单,将不依附于魏忠贤的官员开列在内,统称为东林党人。高攀龙作为东林党的核心人物,自然成为阉党迫害的重点对象。

天启五年(1625年)四月,阉党诬蔑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受贿,将他们送到北镇抚司诏狱,严刑拷打,杨涟等五人死于狱中,顾大章自杀,史称“东林六君子”。八月,魏忠贤下矫旨,将全国的书院全部拆毁,首先就从东林书院拆起。当东林书院被魏忠贤阉党拆毁时,他写下悲愤激昂的诗句:“纵然伐尽林间木,一片平芜也号林。”

天启六年(1626年)二月,魏忠贤指使其党羽假造浙江税监李实的奏本,诬告高攀龙、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李应升、周宗建、黄尊素七人贪污袍价十余万两,企图将东林党人一网打尽。高攀龙得知消息后,自知不免,却十分镇静。三月十六日一早,他整冠束带,衣袍整齐,去拜谒了先贤杨龟山祠。回家后与弟高士鹤及两位门生赏花于后花园池畔,谈笑自如。谈兴正浓时,有人叩门而入,告知阉党要抓他的确切消息,顿使高家满门惊惶,惟有高攀龙神情泰然,微笑着对亲人说,“吾视死如归耳”,叮嘱儿孙“无贻祖羞”。还说:“如果贪恋残生,岂不辜负了平生的学问!”当天晚上,全家款叙,高攀龙说笑无异平日。深夜,风声更紧,高攀龙悄悄起床至书斋,写《别友柬》,并提笔向熹宗皇帝奏最后一疏。书毕,即换上朝服自沉于后花园池中,以示不愿受辱于阉党。高攀龙在《遗疏》中写道:“臣虽削夺,旧系大臣,大臣辱则国辱,故北向叩头,从屈平之遗则。君恩未报,愿结来生。臣高攀龙垂绝书,乞使者执此报皇上。”高攀龙在痛苦无奈之际曾留言同年挚友袁可立道:“弟腐儒一,无以报国,近风波生於讲会,邹冯二老行,弟亦从此去矣(高攀龙《高子文集·答袁节寰中丞》)”,其言犹未尽之厚望可见于笔端。

高攀龙死后,墓葬今梅园南华利湾。崇祯二年(1629年),高攀龙得到平反昭雪,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谥忠宪。到清朝顺治三年(1646年)其墓迁粲山南麓,这就是后人常说的河埒口高攀龙墓,1985年又移建于无锡西郊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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