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的100次事件—周武帝灭佛

“温情脉脉”的教派与王权的斗争

自西晋末年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后，我国北方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 这些少数民族统治者在镇压汉人等各族劳动人民的同时，他们都极力利用佛教和道教， 来麻痹人民的反抗意识。因此，佛、道二教在中国北部广泛地传播开来。

据《魏书·释 老志》记载，北魏末年，仅京城洛阳（今洛阳市东北12公里）就有寺院500多座。神龟 元年（518年）时，“寺夺民居，三分且一”。武泰元年（528年）河阴之变，王公朝士 多死，“其家多捨居宅以施僧尼，京邑第舍，略为寺矣。”至东魏末年，略而计之，全 境有寺三万有余，僧尼达二百万。道教在北魏、东魏时也很受朝廷的重视，并有很大的 发展，然而道观、道士之教远不及佛寺、僧尼。 北齐时，首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20公里漳水上），也是佛教的中心。据《历 代三宝记》记载：城内有寺院4000所，僧尼共8万人。全境寺院、僧尼之数不减东魏末 年。由于佛教受到最高统治者的敬仰和提供各种优越条件，东魏、北齐时出现的许多名 僧，如慧光，在东魏时任都统，北齐时为国统，是地论学派南派（邺都）的开创者，也 是四分律宗的祖师。慧文，是天台宗之祖。慧可，他继承和发展菩提达摩的禅学思想， 被尊为中国佛教最有影响的禅宗的第二祖师。至隋唐，慧光、慧文、慧可的佛学思想， 便最后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教派——华严宗、天台宗、禅宗。 但是佛教、道教势力的扩张，不仅损害了政府的税收与徭役、兵役，也妨碍了世俗 地主经济势力的扩展。佛教“捐六亲，舍礼义”，以及佛、道的虚幻想说等，都成了儒 生的攻击目标。他们从维护中国正统文化的立场出发，极力攻击和贬低佛、道。刘昼称 “佛是疫胎之鬼。”章仇子陁谓佛教是“胡妖乱华。”樊逊又更进一步。

《北齐书·樊 逊传》：天保五年（554年）文宣帝询问对佛教道教的意见时，逊答道：道教之“玉简 金书，神经秘录，三尺九转之奇，绛雪玄霜之异，淮南成道，犬吠云中，子乔得仙，剑 飞天上，皆是凭虚之说，海枣之谈，求之如系风，学之如捕影。……末叶已来，大存佛 教，写经西土，画像南宫。昆池地黑，以为劫烧之灰；春秋夜明，谓是降神之日。法王 自在，变化无穷，置世界于微尘，纳须弥于黍米。盖理本虚无，示诸方便。……宁有改 形易貌，有异生人，恣情放纵，还同俗物？”他称僧、尼、道为“左道怪民，亦何疑于 沙汰。”只是由于最高统治者的袒护，佛、道二教在北齐的发展才没有受到影响。 在西魏、北周，佛教也很盛行。宇文泰就信奉佛教。他的继承人、北周的孝闵帝宇 文觉、明帝宇文毓信佛更加虔诚，故佛教在其境内长盛不衰。道教也在这时迅速发展壮 大。其时“缁衣（指僧尼）之众，参半于平俗；黄服（指道士）之徒，数过于正户。” 虽然佛教、道教都是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但是，这么多的不向政府纳税服役而占 有大量土地的僧、尼、道士，对于国小民寡的北周来说，实在是一个严重的损失。寺院、 道观地主不但在经济上与官府、世俗地主发生矛盾，而且思想上也与恪守儒家学说的土 大夫发生矛盾，佛、道之间也为了各自的利益和地位而发生冲突。 周武帝宇文邕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最重儒术，励精图治。在位期间，在政治、 经济、军事方面都进行过一系列的改革。据《广弘明集》卷7《叙列代王臣滞惑解》载 言：天和二年（567年）蜀郡公卫元嵩上书说：“国治不在浮图，唐、虞无佛图而国安， 齐、梁有寺舍而祚失。大周启运，远慕唐、虞之化，宜遗齐、梁之末法。”他的意见深 受周武帝的赞赏。 这时道士张宾也上书请求废除佛教。于是，周武帝召集群臣及名僧、道士，讨论三 教的优劣。意在压低佛教的地位，定儒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可是，当时执掌朝 政大权的是笃信佛教的大冢宰宇文护，不表同意，加上道安、鄄鸾等上书诋毁道教，因 此，虽经多次讨论，三教未能定位。

建德元年（572年）周武帝诛宇文护，始掌朝政大 权。次年十二月，又召集群臣、道士、名僧进行辩论，始定出以儒教为先，道教为次， 佛教为后的位次。由于名僧僧勔、僧猛、静蔼、道积等奋起抗争，极力诋毁、排斥道教， 又使这次的位次未能付诸实现。建德三年（574年）五月，周武帝再次召集大臣、名僧、 道士进行辩论。在会上，佛、道两家斗争非常激烈。据《续高僧传·智炫传》记载，智 炫在辩论时力挫道士张宾，周武帝为道教护短，斥佛教不净，智炫答道：“道教之不净 尤甚！” 武帝这次原来只想罢斥佛教，由于道教的迷信方术和教义的虚妄，经道安、甄弯、 智炫等人的揭发，已经彻底暴露，因此，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即 僧尼）道士，并令还民。”诏令发布之后，立即实施。“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宝 刹伽蓝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 这年六月，武帝又下诏立通道观。使“圣哲微言，先贤典训，金科玉篆，秘蹟玄文， 所以济养黎元，扶成教义者，并宜弘阐，一以贯之。”通道观的学士共120人，都是儒、 道、佛的名流。他们的任务是研究三教的哲理，探讨宏深的“至道”和幽玄的“理极”， 并达到弥合三教的分歧，使“争驱靡息”的目的。 建德六年（577年）灭北齐后，周武帝在邺城新殿多次召请名僧，解释尊儒佛的原 因与意义，与会的500僧人都沉默不语，只有慧远明确表示反对，并且以阿鼻地狱相威 胁。佛教徒任道林也上书反对毁佛，以因果报应进行恐吓。周武帝表示自己不是五胡， 无心信佛。他权衡得失后，最终决定在原齐国境内灭佛，寺院等“还准毁之”于是，整 个中国北部的佛教都被禁绝了。 周武帝这次灭佛比较彻底。据《房录》卷11记载：其时“毁破前代关山西东数百年 来官私所造一切佛塔，扫地悉尽。 融刮圣容，焚烧经典。八州寺庙（出）共40千，尽赐王公，充为宅第。三方释子减 300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

周武帝灭佛，目的虽然和魏太武帝灭佛一样，都是为了扩大财源，巩固政权，但是 在方式方法上不同：第一，这次灭佛，是经过多次辩论之后作出的，各方面都有思想准 备。第二，这次没有采取坑杀僧、尼、道士和捣毁寺、观的作法，而是将寺、观赐给王 公，让僧尼等还为编户。对于那些知名的高僧、道士，或以政府官员的身份送到通道观 进行研究工作，或者量才任以官职，如以昙为光禄大夫，法智为洋川太守，普旷为岐山 郡从事，等等。总之，方式方法比较温和。 这次灭佛，北周政府不仅获得了大量的寺观财富，而且获得了近300万的编民，遂 使生产日益发展，“租、调年增，兵师日盛。”从而，为后来隋朝的统一和对突厥的斗 争，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强大的军事实力。而通道观的建立，促成了儒、道、佛三 教的交流与互相渗透，为建立以儒家为治国之本，辅以道、佛的三教结合的新的封建统 治服务思想体系，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