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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书家柳敬亭怎样说书?

游侠髯麻柳敬亭,诙谐笑骂不曾停;重逢快说隋家事,又费河亭一日听。——冒襄《赠柳敬亭》明末清初的说书家柳敬亭,书艺高超,他“继来人之余绪,开后代之先河”,“至今说书人都尊他为祖师”(陈灵犀《弦边双楫》)。而且他为人侠义,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同情复社士子,还想利用宁南侯左良玉对他的信任在南明王朝内部做些团结工作,因而得到不少文人的嘉许。黄宗羲、吴伟业、钱谦益都为柳敬亭作过传,更多的人或以诗文相赠,或在诗文中记载了柳敬亭的其人其事,冒襄《赠柳敬亭》诗即为其中的一首。虽然柳敬亭晚年依旧和大多数艺人同样潦倒江湖,不知所终;但有关他的文字资料却比任何一个曲艺艺人都要多。尤其是清代剧作家孔尚任把他作为颂扬的形象写人《桃花扇》后,柳敬亭更将以一个正直艺人的艺术典型而长存于世。

说书是语言的艺术,研究说书当然要研究说书语言;然而柳敬亭到底是用什么语言说书的?却是一个难以定论的有趣问题。柳敬亭生于苏北泰州,在泰州长到十五岁,本人无疑操泰州方言;流落在安徽盱眙开始说书,盯眙方言和泰州方言近似。在南京演出时听众很普遍,“十日前先送书帕下定,常不得空”(张岱《陶庵梦忆》)。左良玉在武昌卧病时命柳敬亭每夕于病榻前“张灯高坐,谈说隋唐间遗事”(钱曾《注钱谦益诗》);左良玉是山东临清人。柳敬亭又曾为苏松提督马进宝招致署中说了一段时间的书(褚人获《坚瓠秘集》);马进宝是山西愿州人。公元1662年后,柳敬亭曾在北京、天津一带活动,座上听客自不乏北方人,都对其书艺表示欣赏。安徽、山东、山西、河北等省的语言和南京话、苏北话同属官话语系。据此推断,柳敬亭以苏北方言为主,兼以苏北官话说书的可能性比较大,当归今日之扬州说书系统。但从另外一些材料看,却又似乎是属于吴语语系的苏州说书系统。柳的老师是松江人莫后光,柳学艺结束后“之扬州,之杭,之吴,吴最久”,长期在苏州一带演出;左良玉死,他又“复来吴中”(吴伟业《柳敬亭传》),“上街头理其故业”(黄宗羲《柳敬亭传》)。又曾到常熟献艺(周容《春酒堂文集》),去绍兴表演(朱一是《梅里诗辑》);这两处地方扬州说书是根本不通行的。清人袁学澜《续姑苏竹枝词》更把柳敬亭说书和《纳书楹曲谱》、十番锣鼓同列为苏州特色文化。近人刘禹生《世载堂杂忆》中说到辛亥革命时在他家杂书中发现“柳下说书八本”,阅读之后“乃笑曰:苏州说书者,如得柳麻子秘传,必居为奇货也”。不言“扬州说书者”,似乎他是从脚本中看到了和苏州说书的明显关系。

柳敬亭说书是只说不唱,且是有说有唱?又是一个有趣味的问题。褚人获《坚瓠秘集》说“柳敬亭以说平话擅名”,王士祯《分甘余话》也写他“踞右席说评话”。阎尔梅等人听柳敬亭说书后称其为“说史”、“小说”、“稗官家言”、“谐谈”等,也多为评话的意思。钱谦益、张岱都描写过柳敬亭说书时的宏大气派,书目又是《隋唐》、《水浒》、《三国》、《岳传》等,亦似为评话,以评话之概念度之,自为只说不唱。但黄宗羲《柳敬亭传》说他在南明灭亡后,“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则又是以“檀板”为乐器,似应有唱。朱一是记柳敬亭表演的诗曰:“突兀一声裂云霄,明珠万斛错落摇,似断忽续势缥缈,才歌转泣气萧条”,亦似对歌唱的描写。余怀则干脆称“柳敬亭以谭词”(《板桥杂记》)。王汝玉《读板桥杂记咏其事》更曰“尽识弹词柳敬亭”。曲艺史家周良认为余怀“可能是据《桃花扇》的说法”,而“《桃花扇》本身是戏曲”,“不能据此为准”。(《苏州评弹旧闻钞》按语)这里牵涉到《桃花扇》中对柳敬亭说书的描写是否具有一定史料价值的问题。说书史家陈汝衡认为“那只不过是剧作家的想象之谈”,“是孔尚任杜撰的”。(《大说书家柳敬亭》)诚然,孔尚任要将柳敬亭人戏,自要将他戏曲化一番,如《余韵》一出中柳敬亭以盲女弹词调唱一曲《秣陵秋》,就不会确有其事。可是孔尚任曾在和柳敬亭相熟的冒襄等人处收集过创作材料,不可能对其说书之状一无所知而全靠“想象”。如剧中持鼓板说书一节,于戏实无杜撰之必要;因为不持鼓板、不唱,戏也照样发展。且剧中“寸板儿软手频摇”句,和黄宗羲“檀板之声无色”句也可队互为印证。故而陈灵犀认为“前人记载,决非虚传”,柳敬亭“的确经常在书坛上唱”,“不过他的唱并不就如现在的弹词,抱着琵琶、弦子弹唱”。(《弦边双楫》)他和周良、陈汝衡等的观点是不同的。

(缪依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