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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集大成者——韩非

其于文也,峭而深,奇而破的,能以战国终者也。

——王世贞《合刻管子韩非子序》

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难也。又非吾辩之难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

——《韩非子·说难》

汉代史学大家班固有言,诸子“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春秋战国,诸子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四处游说,著书立说,以求得统治者的信任,“以其道易天下”。然而在战国晚期却有一位公子饱受造化之苦,虽满腹经纶却天生口吃,无法像别人那样四处游说诸侯。上天总还是眷顾苍生,让他有如椽巨笔,长于著述,终留下《韩非子》。

自不待言,此人即法家思想之集大成者——韩非。韩非本是韩国贵族,与后来成为秦国丞相的李斯一起师从于荀子。当时韩国已经是国力衰竭,面临西方的强敌秦国,韩非多次上书韩王,提出富国强兵、修明法制的主张,不被采纳,退而著书10万余言。他的著作传到秦国,秦王嬴政读了他的《五蠹》、《孤愤》等篇后十分钦佩,立即发兵攻打韩国,逼韩王以使节的名义将韩非派往秦国。他的同学李斯因为嫉妒他的才学,怕对自己的地位构成威胁,所以同姚贾一起向秦王嬴政进谗言,将韩非打入囚中,又派人送毒酒给他,逼其在狱中饮鸩自尽。

韩非首先继承了其师荀子的“性恶论”思想。韩非身为韩国贵族,处于权力斗争的中心,对官场特别是宫廷的丑恶看得入木三分,所见所闻尽是些邀功取宠、弑君篡位之举,尤其是在社会极为动荡的情况下,人性中负面的因素极度膨胀,这是他极力主张人性恶的重要经验因素。既然人和人类在本性上是恶的,那么所谓道德、伦理、信用、亲情、个人尊严、社会公正等等美好的内容自然都是不成立的,在韩非笔下都成为笔伐的对象。被儒家顶礼膜拜的尧舜等先贤在他看来都是自私自利的,“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只是贪图享乐而已;妻子和儿女把“同床”和“在旁”的“父兄”都视为“奸”;《制分》篇中说:“民者,好利禄而恶刑罚”只懂得趋利避害;《内储说上七术》中说:臣下“犹兽鹿也,唯荐草而就”。而对于这等只知趋利避害的动物,韩非认为只有一个办法控制,那就是赏罚,他提出:“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八经》)

他主张不要因循守旧、墨守旧法,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要根据当时实际情况的变化来制定具体的政策。韩非还提出了“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的君主中央集权的理论。《韩非子》中宣扬最多的还要算是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他将以前法家的精华加以整合,吸收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从而成为集大成者。

《韩非子》在写作上的一大特点就是犀利峻峭,鞭辟入里,说理无所顾忌。例如前面所述他对人性恶的阐述,他还说君臣之间根本不是彼此信任、你仁我忠的关系,而是“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完全成为尔虞我诈的关系。在《说难》篇中,他剖析了身为人主的种种可怕的心理,认为游说最难的就是去揣摩人主的心理,所以告诫那些游说之士不要犯上怒。这样直接露骨的论述在以前是很少见的。

《韩非子》的另一个特点是论证严谨,丝丝入扣。例如《五蠹》,先提出上古、中古和近古历史发展的事实,说明“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继而转入本题:“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在作了这些充分的论证之后,即顺理成章得出结论:“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后文的“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赏莫如厚而信”、“罚莫如重而必”等著名论点,也都是使用同样的论证方法得出的。

还应该提出的是,《韩非子》记载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在战国后期,用寓言故事来说明、阐释自己的政治观点成为一种常用的方法,《墨子》、《孟子》中都有数量不少的寓言。《韩非子》的《说林》、《储说》都是由纯粹的寓言故事组成,尤其是《说林》,200多个语言竟能有组织有系统地形成一个整体。“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郑人买履”等等脍炙人口的名篇都出自这里。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凭着它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