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知兴替
作为唐朝的开国者之一，唐太宗的统帅能力，以及在他统治期间的文治武功，与历代贤君明主相比毫不逊色，而他的更伟大之处在于他胸襟宽阔、开明大度、容人之量都是任何其他统治者所无法比拟的。他的这些特点不仅展现在为后人称道的“贞观之治”上，也影响了其后的唐朝皇帝，使得唐朝中前期成为中国历史上政治最开明的时期（正是这种政治上的开明，才开创了以“唐诗”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光辉灿烂的篇章，唐代也成为中国文化最繁荣的时期）。
唐太宗李世民为唐高祖李渊次子。隋末，李渊先后任山西河东慰抚大使、太原留守，负责镇压今山西地区的农民起义和防备突厥，李世民随父住在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当时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力量日益壮大。李渊、李世民父子看到隋朝将亡，乃于大业十三年（617年）在晋阳起兵，反抗隋朝的残暴统治。李世民南征北战，立下了赫赫战功。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功业超过兄弟李建成和李元吉，但身为次子，不能继承皇位。太子李建成亦知李世民终不肯为人下，于是以李世民为一方，以李建成、李元吉为另一方，展开了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李建成、李元吉，而后逼李渊禅位于己，次年（627年）改元贞观，是为唐太宗。
贞观（627年～649年）年间，由于唐太宗比较注意吸取隋亡的教训，与其大臣房玄龄、魏征等人着眼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与民休息，留心治道。这个时期，政治较清明，经济得到恢复发展，社会安定，国势强盛，民族关系融洽，被赞誉为封建社会少有的治世，史称“贞观之治”。
唐太宗及其辅臣认识到“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害怕像隋朝那样覆舟。他认为，隋朝之所以覆亡，是因为“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防止农民起义，唐太宗便采取了与隋朝相反的做法，他“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这样做，使百姓生活安定，社会稳定，大唐的统治也就可以长久了。
唐太宗即位之初，便定下“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又规定了具体的政策。在人治社会里，必须要用人得当，这些方针、政策才能贯彻执行。唐太宗对用人问题，十分留意。他认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治理国家，靠自己一人是不行的，应当“广任贤良”。所以，他要求下臣推荐人才，自己也留心观察，发现和提拔，推行“任人唯贤”的路线。唐太宗选拔人才，基本上做到不以个人恩怨好恶为标准，也不以新旧亲疏为转移。他说：“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如有其才，虽仇不弃”。正因为如此，他所任用的，大多为有识之士。这些人，有的是旧部下，有的是宿敌，也有新出现的才智之士，或疏远之人。如魏征，原是太子李建成的部下，曾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不嫌旧仇，而加以信任和重用，以至做到宰相，成为“贞观之治”的重要推动者。又如马周，本不知名，唐太宗见到他为将军常何写的奏事，认为很有才能，立即召见。马周确实能干有才，以后官至中书令。唐太宗就是这样，随时留心，发现和任用贤才。
唐太宗力求成为明君，魏征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君主兼听纳谏，则“贵臣不得壅蔽”，“下情必得上通”，国家便能治理好。他希望唐太宗能够成为一个有道明君。唐太宗很重视魏征的意见，并在自己的行动中，尽可能兼听纳谏。贞观年间，在唐太宗的倡导下，进谏蔚然成风，不仅大臣，连宫中的长孙皇后、徐贤妃也能进谏。当以直谏著名的魏征去世时，唐太宗十分难受，他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为此而悲泣良久。像唐太宗这样贤明的皇帝，在封建时代，确实是不多见的。
知人善任、兼听纳谏是唐太宗政治上取得成功的两个重要因素，也是他成为杰出封建政治家的关键所在。可以说，唐太宗之所以能成为封建帝王的楷模，与此两点息息相关。太宗晚年著《帝范》一书以教诫太子，其中总结了他一生的政治经验，也对自己的功过进行了评述。
唐太宗的民族政策，也大大提高了唐朝中央政权的威望。突厥灭亡以后，东北地区的奚、室韦等十几个部和西域的各小国都纷纷要求归属；逃到高昌的突厥人，听说唐朝对归降的突厥人待遇优厚，重又回来归唐。公元630年3月，西域和北部边疆各族的君长来到长安，请尊奉唐太宗为各族共同的首领“天可汗”。唐太宗说：“我为大唐天子，还要处理可汗的事吗？”群臣和各族君长都高呼万岁！从此，唐太宗不仅是唐朝的皇帝，还是各民族的“天可汗”。他晚年曾得意地说：“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的确，唐太宗开明的民族政策，是古来的帝王所不可比拟的。
649年，唐太宗逝世，在朝廷作官和前来朝贡的少数民族首领几百人，听到这个消息，都悲恸地放声大哭。有的甚至剪去头发，划破面孔，割去耳朵，鲜血满地。有人闻讯赶来，请求杀身殉葬。松赞干布也上书效忠致哀：“先皇晏驾，天子新立，巨子有不忠的，我将率兵赴难。”这些都表明唐太宗统治时期乃是中国民族关系史上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