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读经之热又起神州,而且要求从娃娃抓起。不禁要问,“经”的价值和读经的方法。
在我国,大规模的读经之举主要有四次。一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等私人办学者以六经为主要教材教授学生,这标志着中华民族主体文化的思想创构。二是在大一统的秦汉时期,国家立经学之官,经学义理成为社会的权威话语,这标志着中华民族主体文化的国家定制。三是在救亡图存的上世纪之初,部分学者以民主与科学精神为背景提倡“整理国故”,这标志着中华民族主体文化的结构转换与精神回顾。四是在和谐崛起的本世纪之初,部分学者依托民主与科学建设的初步成果提倡“复兴传统”,这标志着中华民族主体文化的结构跃迁与价值重建。
刘勰曾对经学价值作出过系统阐释。刘勰认为,《易》是以“谈天”为主的哲理之文,《书》是以“记言”为主的政理之文,《诗》是以“言志”为主的情理之文,《礼》是以“立体”为主的伦理之文,《春秋》是以“辨理”为主的事理之文,《乐》则是以“道和”为主的综合性艺术。合起来看,在方法论层面,经学主旨在于辨物析理;在内容层面,经学主旨在于人情物理;在效用层面,经学主旨在于合情合理;在目的论层面,经学主旨在于协和万事万物之情与理。如此说来,经学对人的培养确以爱智博文、娱情悦理为旨归,它主要诉求一种文明情怀,中华传统文化的底线价值据此成立,其多样化发展自然也是据此展开的。
据此,四书的价值也不难判定。如《论语》,孔子讲仁,仁是一种二人及其以上的社群关系,小自夫妻,大至天下,虽然具体的关系处理原则千差万别,但归根到底扛不过同情之心、友善之情、共赢之理,否则就只能导致隔阂、仇隙、冲突,直至率兽食人、无情屠戮。如《孟子》,孟子讲义,义是一种因情、因事、因时、因地、因人、因物而制宜的实践原则。它以仁为基础,还要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更要达到一种众人皆得其所的终极性结果。合起来讲,这就是仁义道德。如《中庸》,庸当训用,中庸即是用中。所谓中,在主体心智结构层面,中即是衷,也就是言当由衷或情当由衷,否则即是言不由衷或情不由衷,古人又称为诚与敬;在主体社会实践层面,中即是中(音众),指事物间的符合、契合或切适、调适关系。至于《大学》,文化语境中的大学与小学相对而言,小学是语言文字之学,其功用主要限于“识名”、“用名”,即认识事物、表达事物。依古人之说,大学之道在于“明明德”,即通晓认知万事万物的必由之路,在于“新民”,即建构文化人格并时时美化刷新之,在于“格物致知”,即针对事物展开能动性的辨物析理,在于“止于至善”,即普施博惠、同济天下。以上所述连同六经义理,后儒概括为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直到今天中国人做人做事的基本操守。若换成今天的话来说,似为文明眼界、中国事业、世界福祉。
读经意味着一种态度,一种心情,一种方法,即合情合理的敬畏古人、关注自身、借鉴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