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董其昌《东方朔答客难》行书,移为纸卷奉,作于崇祯元年(1628年)纵26厘米,横334厘米,书于戊辰崇祯元年(1628),是董其昌晚年的代表书作,充分体现了他的书风特点,辽宁省博物馆藏。
董其昌(1555—1636),字思白,号玄宰,又号香光居士,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官至礼部尚书,太子太保,谥文敏。画风显著,为『华亭派』之首领,并精鉴赏,富收藏,书画理论的著作亦非常丰富。
据董其昌回忆说:『郡守江西衷洪溪,以余书拙置第二,自是发奋临池矣。』从中可以看到其学书的动机并非出于天性或是对艺术的追求,而是为了科举的需要。『初师颜平原《多宝塔移,又改学虞永兴,以为唐书不如晋、魏,遂仿《黄庭经》及《宣示表》、《命表》、《还示帖》、《丙舍帖》,凡三年,自谓逼古,不复以文徵仲、祝希哲置之眼角。乃于书家之神理,实未有入处,徒守格辙耳。比游嘉兴,得尽观项子京家藏真迹,又见右军《豹奴帖》于金陵,方悟从前妄自标许,自此渐有小得。』这种博采众长,融合变化,为己所用的做法似乎对于我们学习书法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从中也可以看出董其昌作为杰出的艺术家的独特个性,既敢比于古人,又能自我剖析,不断进步。董其昌为书作画都以生拙取胜,其笔画圆劲秀逸,平淡古朴。章法上字与字、行与行之间,分行布局,疏朗匀称,喜用润墨和淡墨,从而营造出一种宁静、俊逸、简远的氛围,颇有所谓『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