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
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市东南)人。
他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一度出任鲁国的中都宰，司空，司寇等职，四年后因遭小人暗算，弃职，后率弟子周游列国14年，经十三年，晚年归鲁，继续讲学，整理古籍。
孔子还是一位古文献整理家，曾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编撰了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孔子的言行思想主要载于语录体散文集《论语》及先秦和秦汉保存下的《史记·孔子世家》。
公元前551年（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曲阜城东南）。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孔子三岁时，叔梁纥卒，孔家成为施氏的天下，施氏为人心术不正，孟皮生母已在叔梁纥去世前一年被施氏虐待而死，孔子母子也不为施氏所容，孔母颜征在只好携孔子与孟皮移居曲阜阙里，生活艰难。孔子17岁时，孔母颜征在卒。孔子19岁娶宋人亓官氏之女为妻，一年后亓官氏生子，鲁昭公派人送鲤鱼表示祝贺，孔子感到十分荣幸，给儿子取名为鲤，字伯鱼。
孔子：子姓，以孔为氏，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陬邑昌平乡(今曲阜市南辛镇)人。家中排行第二。是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古文献整理家——相传曾修《诗》《书》，订《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后人把孔子的言行语录，作成《论语》。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相传有弟子三千，贤弟子七十二人。“子”：古代对成年男子的尊称，在战国末期时期，拥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成年男子都可以称为“子”，而且都希望别人称自己为“子”，因为“子”还是一种爵位，所谓“公侯伯子男”是也。但是，真正能获得别人以“子”相称的，一般是两种人：要么在社会上公信力较高的，如“老师”；要么就是较有道德的贵族；孔子、老子属于前者。而孔子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之一。他还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在天道观上，孔子不否认天命鬼神的存在，但又对其持怀疑态度，主张“敬鬼神而远之”。孔子与孟子并称“孔孟”，孔子被尊为“至圣”“素王”，孟子为“亚圣”。孔子又称“文圣”
孔子62岁时，曾这样形容自己：“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当时孔子已带领弟子周游列国9个年头，历尽艰辛，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任用，还险些丧命，但孔子并不灰心，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但他的安贫乐道并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孔子也曾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孔子以好学著称，对于各种知识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几乎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但孔子自己不这样认为，孔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孔子学无常师，谁有知识，谁那里有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拜谁为师，因此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张直道而行，他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史记》载孔子三十多岁时曾问礼于老子，临别时老子赠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这是老子对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问题太深刻，讲话太尖锐，伤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怀着与人为善的理念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等等，都是他的做人准则。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孔子63岁时，曾这样形容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当时孔子已带领弟子周游列国9个年头，历尽艰辛，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任用，还险些丧命，但孔子并不灰心，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安贫乐道
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但他的安贫乐道并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孔子也曾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以好学著称，对于各种知识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几乎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但孔子自己不这样认识，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孔子学无常师，谁有知识，谁那里有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拜谁为师，因此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直道而行
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张直道而行，他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史记》载孔子三十多岁时曾问礼于老子，临别时老子赠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这是老子对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问题太深刻，讲话太尖锐，伤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
与人为善
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毋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等第，都是他的做人准则。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对自己一生各阶段的总结。
语出《论语·学而》：“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王肃注： “诵习以时，学无废业，所以为悦。”王释“学”与“习”为一义，似专指诵读。但孔子教人学“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诵习”仅是“一端” （见刘宝楠《论语正义》）。皇侃疏“时习”说：“凡学有三时。”一指年岁，二指季节，三指晨夕。近人蒋伯潜认为“学是知新，习是温故”（《十三经概论》）。
语出《论语·学而》：“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又《论语·里仁》：“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义相同。意为做事勤奋敏捷，说话却谨慎。朱熹注：“敏于事者，勉其所不足。慎于言者，不敢尽其所有余也。”（《论语集注》）又释：“事难行，故要敏；言易出，故要谨。”（《朱子语类》卷第二十二）另外在《荀子·子道》、《韩诗外传》、《说苑·杂言》等篇都有孔子语子路“慎言不哗”的记载。
语出《论语·为政》：“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罔”，迷惘。郑玄注：罔，犹罔罔无知貌。“殆”有两义：一为危殆，疑不能定。一为疲殆，精神疲怠无所得。当从前解。此句可与“温故而知新”章合参。近人杨树达注：“温故而不能知新者，学而不思也，不温故而欲知新者，思而不学也。”（《论语疏证》）孔子首倡学思并重，对孔门弟子有很深影响。如子夏言博学近思，《中庸》言博学慎思，都认为学思不可偏废。
语出《论语·为政》“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郑玄注：“不知可者，言不可行也”。孔安国注：“言人而不信，其余终无可”。朱熹说：“人面无真实诚心，则所言皆妄。”（《朱子语类》卷二四）近人蒋伯潜区分信有二义： “说话必须真实；说了话必须能践言。”（《语译广解》）孔子及后儒极重信，“言忠信，行笃敬”（《论语·卫灵公》）是孔门的处世原则。
语出《论语·里仁》：“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包咸注：“讷，迟钝也。言欲迟而行欲疾。”朱熹引谢良佐注曰：“放言易，故欲讷；力行难，故欲敏。”《论语》中尚有许多同义之句：“慎言其余，则寡悔”（《为政》）、 “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里仁》）、“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等，均可反映孔子一以贯之之重行慎言思想。参见“敏于事而慎于言”。
语出《论语·里仁》：“子曰：‘德不孤，必有邻。’”
语出《论语·公冶长》：“宰予昼夜。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予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说苑·尊贤》记孔子言曰：“夫取人之术也，观其言而察其行也……是故先观其言而揆其行。” 《大戴礼记·五帝德》：“子曰：‘吾欲以语言取人，于予邪改之。’”也即此章义。朱熹引胡氏注曰：孔子语听言观行，“特因此立教以警群弟子，使谨于言而敏于行耳。”（《论语集注》）
语出《论语·公冶长》：“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孔文子，卫大夫。“文”是他的谥。朱熹注：“凡人性敏多学不好学，位高者多耻下问。故谥法有以‘勤学好问’为文者，盖亦人所难也。”（《论语集注》）又说：“古人谥法甚宽”，“孔文子固是不好，只此节此一惠，则敏学下问，亦是它好处”足见孔子“宽肠大度，所以责人也宽” （《朱子语类》卷二九）。
语出《论语·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按字义，文，文采；质，质朴；彬彬，杂半之貌。南宋朱熹《论语集注》：“言学者当损有余，补不足，至于成德，则不期然而然矣”。清刘宝楠《论语正义》：“礼，有质有文。质者，本也。礼无本不立，无文不行，能立能行，斯谓之中。”孔子此言“文”，指合乎礼的外在表现；“质”，指内在的仁德，只有具备 “仁”的内在品格，同时又能合乎“礼”地表现出来，方能成为“君子”。文与质的关系，亦即礼与仁的关系。于此一则体现了孔子所竭力推崇的“君子”之理想人格；另一则反映了其一以贯之的中庸思想：即不主张偏胜于文，亦不主张偏胜于质；当不偏不倚，执两用中，而做到过点且属不易。“子曰：‘虞夏之质，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胜其质；殷周之质，不胜其文；文质得中，岂易言哉？”（《礼记·表记》）
语出《论语·雍也》：“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朱熹注：“专用力于人道之所宜，而不惑于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论语集注》）清刘宝楠则释此句为：“谓以礼敬事鬼神也”（《论语正义》）。《礼记·表记》：“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结合上述孔子告樊迟语，可看出孔子持与夏人商人不同的鬼神观，并教樊迟从周道。孔子在承认有鬼神的前提下，又提出对鬼神既不轻慢亦不要予以亲近，这与其在日常生活、社会活动中强调先人事，后鬼神（《论语·先进》：“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态度相一致。
语出《论语·雍也》，孔子答子贡问仁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朱熹《论语集注》：“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于此观之，可以见天理之周流而无闲矣。”清阮元《研经室集》：“为之不厌，己立己达也；诲人不倦，立人达人也。立者，如‘三十而立’之立；达者，如‘在邦必达，在家必达’之达。”此句犹言自己想要站得住也要使他人站得住，自己欲事事行得通也应使他人事事行得通。是以体现孔子所倡导的“恕”之道，亦即关于“仁”的实践途径与方法。以己所欲譬诸他人而成全之，系“恕”之高标准，即从积极意义上实践“仁”其低标准则是推己所厌及他人而不恶加，即从消极意义上实践“仁”（见《论语·颜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察己知人，亦即承认他人之价值，关心他人之生存与发展，从又一侧面反映孔子思想的人道主义特征。
语出《论语·述而》：“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汉书·儒林传》：孔子“究观古今之篇籍”叙《书》、称《乐》、论《诗》、因鲁《春秋》、好《易》，“皆因近圣之事，以立先王之教。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朱熹《论语集注》：“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其句意谓传述旧章而不创作，对古代文化既服膺又喜好。“不作”与“好古”，系孔子对终其一生之教学与学术研究生涯的概括，同时亦体现出其整理历史文化遗产的原则及其对上古文化的基本态度。所谓“不作”，朱熹认为孔子“其事虽述，而功则倍于作矣”（同上）。然后世学者认为实际上孔子有述亦有作。
语出《论语·述而》：“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又见《孟子·公孙丑上》：“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吕氏春秋》亦记载：“孔子曰：‘吾何足以称哉！勿已者，则好学而不厌，好教而不倦’”。其句意谓：默默将所见所闻记于心间，发愤学习从不满足，教导学生不知疲倦。南宋朱熹《论语集注》：“三者已非圣人之极至，而犹不敢当，则谦而又谦之辞”。近人钱穆认为“或以本章为谦辞，实非也。”（《论语新解》）孔子于此所举三事：其一，重在言识（记忆），不在言默，所谓“多闻，质而守之”（《礼记·缁衣》），“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论语·述而》），其二、三，则表达了孔子于求知学问的勤勉不怠和教授弟子的一腔热忱，同时也是孔子从认识和方法对“学”与“教（教诲）”的合理总结。
语出《论语·述而》：“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贵，于我如浮云’”。汉郑玄注：“富贵而不以义者，于我如浮云，非己之有也”。南宋朱熹《论语集注》：“其视不义之富贵，如浮云之无有，漠然无所动于其中也”。意谓：以不义手段占有的财富与官位，对于我如同天际的浮云。又见《论语》同篇：“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里仁》：“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孔子于此重申其看待和求取富贵的具体原则，即须合于“义”与“仁道”，违此而获，则被视如过眼烟云之不足取。同时亦表明其于清贫生涯甘之如饴、安贫乐道的生活态度与襟怀。
语出《论语·述而》：“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汉郑玄《论语注》：言此才，勉人于学也。南宋朱熹《论语集注》：“未得，则发愤而忘食；已得则乐之而忘忧；以是二者俯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数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学之笃耳”。近人康有为《论语注》：“忘食，则不知贫贱；忘忧，则不知苦戚；忘老，则不知死生；非至人安能至此”。其句意谓：发奋用功连吃饭也不记得（学有所获），便高兴得忘了忧虑，连入老境也未觉察。此实乃夫子自道，自勉之辞。《礼记·表记》： “子曰：‘《诗》之好仁如此。乡道而行，中道而废，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数之不足也。俯焉，日有孳孳，毙而后已’”。其一生好学不倦，倡导积极有为，对所创立学说的实现孜孜以求，“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礼记·中庸》），是以展示了孔子自强不息，终老不疲与明达乐观的人生态度。
语出《论语·述而》：“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朱熹注：“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恶，则我从其善，则我从其善而改其恶焉。是二人者，皆我师也。”（《论语集注》）刘宝楠引旧说，又提出两解：一谓“我并彼为三人，若彼二人以我为善，我则从之；二人以我为不善，我则改之。是彼二人，皆为吾师。书洪范云：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此之谓也。”一谓“三人行，本无贤愚。其有善有不善者，皆随事所见，择而从之改之。非谓一人善，一人不善也。既从其善，即是我师。”
语出《论语·述而》。《说文》：“坦，安也。”荡荡，广远之称。戚戚，时时忧虑之称。君子通晓事理，故待人接物处世犹如在平坦大道上行走，安然而舒泰。小人心思常为物役，患得又患失，故常有戚戚之心。皇侃疏引江熙曰：“君子坦而夷任，荡然无私。小人驰兢于荣利，耿介于得失，故长为悉府也。”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役于物，故多忧戚。”（见《论语集注》）《荀子·子道》篇言君子有终身之乐，无一日之忧，小人有终身之忧，无一日之乐，与此义同。
语出《论语·子罕》：“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雕，凋谢；松柏，喻栋梁之材。朱熹引谢上蔡注曰：“士穷见节义，世乱识忠臣。”（《论语集注》）荀子则把松柏喻君子：“岁不寒无以知松柏；事不难无以见君子无日不在是。”（《荀子·大略》）《庄子·让王》引孔子言曰：“君子通于道之谓通，穷于道之谓穷；今丘抱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何穷之为？故内省而不穷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
《论语·子罕》：“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正义》引《申鉴·杂言下》注曰：“君子乐天知命故不忧；审物明辨故不惑；定心致公故不惧。”又《论语·宪问》所记三者次序不同：“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孔子自谦其不具备知、仁、勇三者达德，而自子贡视之，孔子三道尽备，故曰：“夫子自道也。”（《宪问》）
语出《论语·颜渊》：“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此即孔子对子贡问政之答。民信之与足食足兵为孔子治邦强国之政。然可去兵去食，不可使民无信；民信则为本。此也即与孔子的杀身成仁，孟子的舍身取义有相通这处。后朱熹有曰： “民无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无信则虽生而无以自立，不若死之为安。故宁死而不失信于民，使民亦宁死不失信于我也”。
语出《论语·颜渊》：“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此是孔子弟子有若答鲁哀公所问“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时所言。也即是发挥孔子“政在使民富”（《说苑政理》）的儒家思想。孔子认为，民富在于薄税敛“诗云： ‘恺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见‘其子富而父母贫者也”（同上）。朱熹注为：“民富，则君不至独贫；民贫，则君不能贫。有若深言君民一体之意，以止公之厚敛，为人上者，所宜深念也。”（《论语集注》）《荀子·富国》曰：“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多无所藏之，是知国计之极也。”
语出《论语·颜渊》：“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朱熹注曰：“成者，诱掖奖劝以成其事也。”《大戴礼·曾子立事》：“君子己善，亦乐人之善也。己能，亦乐人之能也。”与孔子之意相近。
语出《论语·子路》：“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虽令不从。”儒家一贯认为：为上者，“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汉书·公孙弘传》）“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为检式仪表，故令行于天下。”（《淮南子·主术》）
语出《论语·子路》：“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朱熹《集注》：“见小者之为利，则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又引程子言曰孔子深知弟子“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以切己之事告之”（同上）。《论语正义》引荀子曰：“利谓便国益民也。为政者见有大利，必宜兴行，但不可见小耳”。《大戴礼记·四代》：“好见小利，妨于政。”
语出《论语·泰伯》：“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宪问》亦有此语。其旨“欲各专一于其职”（刘宝楠《论语正义》）。也是儒家一贯的处世态度。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论语·宪问》）后孟子又言“位卑而言高，罪也”；《中庸》也有“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均与此文相近。
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正义》引解： “虑之不远，其忧即至，故曰近忧。”《荀子·大略》云：“先事虑事，先患虑患。先事虑事谓之接，接则事犹成。先患虑患谓之豫，豫则祸不生。事至而后虑者谓之困，困则祸不可御。”而人宜远虑历为儒家所重。
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此即施 “仁”于人。西汉董仲舒作了发挥：“以仁治人，义治我，躬自厚而薄责于外，此之谓也。”（《春秋繁露·仁义法》）《吕氏春秋·举难》又曰：“故君子责人则以仁，自责则以义。责人以仁则易足，易足则得人，自责以义则难为非，难为非则行饰。”朱熹注曰：“责己得厚，故身益修；责人薄，故人易从，所以人不得而怨之。”（《论语集注》）
《论语》凡四见，旨同而文小异。《学而》载：“子曰：‘不患人这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意为不必担心别人不知我，该担心的是我不知人。《里仁》作：“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上句意同，下句意为：该担心我有什么可为人知道的。《宪问》作：“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卫灵公》又作：“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朱熹注：孔子“于此一事，盖屡言之，其丁宁之意亦可见矣。”（《论语集注》）王夫之注：“能夺我名而不能夺我志，能困我于境遇而不能困我于天人无愧之中，不患也。”（《四书训义》）
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包咸注：“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以言举人也。”王肃注：“不可以无德而废善言。”意谓不因某人之言中听而举荐他，也不因某人有缺失而鄙弃其言。孔子这种稳重、全面的举人之术、听言之法为后世所重。
语出《论语·颜渊》：“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孔子此即言仁。《卫灵公》：“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又言恕。孔子常以“恕”释“仁”。朱熹《集注》：“恕，推己以及人也。”也即子贡所说：“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公冶长》）以后儒家都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实施“仁政”。
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朱熹《论语集注》：“小不忍，如妇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又说：“妇人之仁，不能忍于爱；匹夫之勇，不能忍于忿，皆能乱大谋。”（《朱子语类》卷四五）近人杨树达又分不忍有三义：“不忍忿”；“慈仁不忍，不能以义割恩”；“吝财不忍弃”（《论语疏证》）。
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意为人能把道廓大，而不能用道来廓大人。王肃注：“才大者道随大，才小者道随小，故不能弘人。”朱熹注：“人外无道，道外无人。然人心有觉，而道体无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论语集注》）董仲舒天人对策中也引此句，言治乱废兴在于己。今人杨伯峻认为与愿意不合。
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当仁不让于师。’”“当仁”有两解：一为面临仁德；一为担当实现仁道之重任。朱熹注：“当仁，以仁为己任也。虽师亦无所逊，言当勇往而必为也。盖仁者，人所自有而自为之，非有争也，何逊之有？” （《论语集注》）“师”字一般训解为“师长”。近人钱穆训为“众人”。
语出《论语·为政》：“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是知也”之“知”，同智。朱熹注：“子路好勇，盖有强其所不知以为知者，故夫之告之。”（《论语集注》）《荀子·子道》所记可为佐证：子路盛服见孔子，孔子曰：“今女衣服既盛，颜色充盈，天下且孰肯谏女矣。”又说：“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又《儒效》篇云：“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内不自以诬，外不自以欺，以是尊贤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也。”
语出《论语·子罕》：“子曰：‘三军要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孔安国注：“三军虽众，人心不一，则其将帅可夺而取之；匹夫虽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夺也。”朱熹引侯氏曰：“三军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帅可夺而志不可夺。如可夺，则亦不足谓志矣。”（《论语集注》）《礼心·缁衣》篇亦曰：“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则不可夺志，死则不可夺名’。”
语出《论语·阳货》：“子曰：‘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皇侃疏：“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师人必当温故而知新，研精久习，然后乃可为人传说耳。若听之道路，道路乃即为人传说，必多谬妄。所以为有德者所弃也。亦自弃其德也。”近人钱穆说：“道听，听之易，途说，说之易。入子耳，即出于口，纵闻善言，亦不为己有，其德终无可成。”（《论语新解》）《荀子·大略》：“君子疑则不言，未问则不言，道远日益矣。”与孔子反对道听途说之义相近。
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史记·伯夷传》引此言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亦各从其志也。”《老庄申韩传》曰：“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耶？”近人钱穆之释有两说，一为“君子亦有意见行迹之不同，然同于道则可相与谋。惟小人贼道者，有善恶邪正之分，斯难于相谋矣。”一为“道指术业，如射与御，各精其重，不相为谋也。”（《论语新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