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历史重要的考古发现（2）
0099.红山文化
红山文化年代为公元前四千至前三千年。因最早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郊的红山遗址而得名。红山文化全面反映了我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和内涵，是北方细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的结合。其后，在邻近地区发现有与赤峰红山遗址相似或相同的文化特征的诸遗址，统称为红山文化。已发现并确定属于这个文化系统的遗址，遍布辽宁西部地区，几近千处。红山文化以辽河流域中辽河支流西拉木仑河、老哈河、大凌河为中心，分布面积达二十万平方公里，这里是衔接东北平原和蒙古高原的三角地带，也是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的交汇区域，延续时间达两千年之久。红山文化的社会形态初期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全盛时期，晚期逐渐向父系氏族过渡。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兼以牧、渔、猎并存。细石器工具发达，还有磨制和打制的双孔石刀、石耜、有肩石锄、石磨盘、石磨棒和石镞等。彩陶多为泥质，以红陶黑彩为多，花纹十分丰富，造型生动朴实。玉雕工艺水平较高，其中出土自内蒙古赤峰红山的大型碧玉C形龙，周身卷曲，吻部高昂，毛发飘举，极富动感。还发现相当多的冶铜用坩埚残片，说明冶铜业已经产生。
0100.大汶口文化
大汶口文化始自公元前四千三百年，延续时间约两千年左右，到公元前二千五百年左右发展成山东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因1959年首先发现于山东省泰安县大汶口遗址而得名。在大汶口文化的后期墓葬中，出现了夫妻合葬和夫妻带小孩的合葬，它标志着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社会的结束，开始或已经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大小墓的鲜明对比，表明私有制产生，已出现贫富分化。大汶口文化以农业生产为主，兼营畜牧业，辅以狩猎和捕鱼业。在三里河遗址的一个窖穴中，发掘出大量牛、羊、猪、狗等家畜骨骼，生产工具仍以石器为主，兼有一些骨器、角器和蚌器。制陶技术较前已有很大提高，陶质有红、灰、黑和白陶四类。雕塑工艺品不仅数量多，而且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如象牙梳、雕刻骨珠、骨梳、牙雕饰、穿孔玉珠以及陶塑动物等。当时居民中盛行枕骨人工变形和青春期拔除一对侧上门齿，有的长期口含小石球或陶球，造成颌骨内缩变形。还流行在死者腰部放穿孔龟甲，死者手握獐牙或獐牙钩形器。这些习俗为中国其他史前文化所罕见。在莒县陵阳河、大朱村、杭头和诸城前寨等遗址，还发现刻在陶尊上的陶文，引起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的重视。大汶口文化的发现，使黄河下游原始文化的历史，由四千多年前的龙山文化向前推进了两千多年，为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找到了渊源，也为研究黄淮流域及山东、江浙沿海地区原始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
0101.龙山文化
1928年的春天，考古学家吴金鼎在山东省章丘市龙山镇发现了举世闻名的城子崖遗址。他在城子崖台地的西面断层上，发掘出了与石器、骨器共存的大量色泽乌黑、表面光滑的陶片，这也就是日后龙山文化的代表黑陶。考古学家最初称其为黑陶文化。后来，考古学家把这种以黑陶为主要特征的文化遗存命名为＂龙山文化＂。在城子崖之前，中国出土的古陶器大都是含沙量极高的彩陶和红陶，而以河泥为原料的黑陶可以说是四千多年前东夷民族所独有的创造。城子崖出土的黑陶艺术品蛋壳杯杯壁只有0.5毫米厚，重量只有50克左右，是黑陶中的极品。自龙山遗址发现以来，考古学家分别在河南、陕西、山西、湖北等地发现了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但因其文化面貌不尽相同，所以又分别命名为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湖北石家河文化、山西陶寺类型龙山文化，通称之为龙山时代文化。这一时期文化的最显著的特征便是城址的发现。如在山东地区，除城子崖龙山城址之外，还有寿光边线王城址等。其他地区则发现有淮阳平粮台城址、登封王城岗城址、郾城郝家台城址、辉县孟庄城址等。龙山文化处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这个时期陕西地区的农业和畜牧业较仰韶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生产工具的数量及种类均大为增长，这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占卜等巫术活动亦较为盛行。从社会形态看，当时已经进入了父权制社会，私有财产已经出现，开始跨入阶级社会门槛。
0102.殷墟甲骨
1899年，清代国子监祭酒﹑著名金石学家王懿荣在用作中药的＂龙骨＂上发现契刻符号，由此发现了三千多年前中原人民使用的古文字。经过罗振玉的查访，始知契刻文字的甲骨出土于河南安阳西北五里的小屯村。罗振玉还辨认出甲骨刻辞中有商人先公先王的名号，确认这些甲骨是商王室遗物。商王占卜用的甲骨在洹水南的小屯村出土，证明了此地即《史记.项羽本纪》所记项羽与秦章邯军交战时所驻之＂洹水南之殷墟＂，亦即《括地志》所记＂相州安阳本盘庚所都，即北蒙殷墟＂。王国维据卜辞中受祭帝王有康丁﹑武乙﹑文丁，确认帝乙之世仍建都于此。经过深入研究，学者们找到了武丁至帝辛的各王祭祀卜辞，据此，证实了《古本竹书纪年》＂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之说为可信。殷王室占卜记事用的甲骨的发现导致了殷墟的发现，到目前为止，殷墟仍是中国文明社会初创时期可以肯定确切位置的最早都城。
殷墟甲骨文是现今所见中国最早的具有完备体系的文字，殷墟甲骨刻辞是现今所见中国最早的时王纪实文辞，因而成为语言文字学﹑历史学﹑民族学﹑天文学﹑气象学﹑农学﹑医学﹑历史地理学﹑考古学等多种学科的重要原始资料。在殷墟，已陆续发掘出了殷代的宫殿、宗庙、王陵、贵族和平民墓葬﹑祭祀坑﹑作坊等遗址及用青铜﹑玉石﹑骨蚌等制作的礼器和生产﹑生活﹑作战用具等遗物，为研究殷商社会面貌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0103.司母戊大方鼎
司母戊鼎是中国商代后期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而铸造的。1939年3月19日在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一农地中出土，因其腹部著有＂司母戊＂三字而得名。鼎形制雄伟，重达八百三十多公斤，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青铜器。司母戊鼎初为乡人私自挖掘，出土后因过大过重不易搬迁，私掘者又将其重新掩埋。司母戊鼎在1946年6月重新出土，于1959年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司母戊鼎的鼎身和鼎足为整体铸成，鼎耳是在鼎身铸好后再装范浇铸的。铸造这样高大的铜器，所需金属料当在一千公斤以上，且必须有较大的熔炉。经测定，司母戊鼎含铜84.77、锡11.64、铅27.9，与古文献记载制鼎的铜锡比例基本相符。
鼎为中国古代炊食器，早在七千多年前就出现了陶制的鼎，铜鼎则是商周时期最为重要的礼器。司母戊鼎除鼎身四面中央是无纹饰的长方形素面外，其余各处皆有纹饰。在细密的云雷纹之上，各部分主纹饰各具形态。鼎身四面在方形素面周围以饕餮作为主要纹饰，四面交接处，则饰以扉棱，扉棱之上为牛首，下为饕餮。鼎耳外廓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中含人头。耳侧以鱼纹为饰。四只鼎足的纹饰也匠心独具，在三道弦纹之上各施以兽面。据考证，司母戊鼎应是商王室重器，其造型、纹饰、工艺均达到很高的水平，是商代青铜文化顶峰时期的代表作。
0104.侯马盟书
＂侯马盟书＂是1965年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在发掘山西侯马晋城遗址时发现，同年11月至次年5月发掘。侯马盟书是春秋晚期晋定公十五年到二十三年（前497～前489）晋国世卿赵鞅同卿大夫间举行盟誓的约信文书。当时的诸侯和卿大夫为了巩固内部团结，打击敌对势力，经常举行这种盟誓活动。盟书一式二份，一份藏在盟府，一份埋于地下或沉在河里，以取信于神鬼。侯马盟书是用毛笔将盟辞书写在玉石片上，字迹一般为朱红色，少数为黑色。字体近于春秋晚期的铜器铭文。＂盟誓遗址＂在侯马晋城遗址的东南部，面积约3800平方米，分＂埋书区＂和＂埋牲区＂两部分。在盟誓遗址内共发现坎（埋牲的土坑）四百余个，坎的底部一般都瘗埋有牺牲，大坎埋牛、马、羊，小坎埋羊或盟书。绝大部分坎的北壁底部还有一个小龛，其中放一件古时称为＂币＂的祭玉，个别坑埋有数件。这些玉币和牺牲都是在盟誓时向神或祖先奉献的祭品。用作祭祀的玉币雕琢纤细，颇为精美。书写盟书的玉石片，绝大多数呈圭形，最大的长32厘米，宽近4厘米，小的长18厘米，宽不到2厘米。这批文物对研究中国先秦时期春秋战国之交的历史，特别是晋国末期的历史增添了新鲜材料。它的发现对研究中国古代盟誓制度、古文字、书法艺术、历法、社会学、风俗习惯等以及晋国历史均有重大意义。
0105.曾侯乙墓
战国初期曾（随）国国君乙的墓葬，位于湖北随州市擂鼓墩。葬于公元前433年或稍后，1978年发掘。整个墓葬分作东、中、北、西四室。东室置曾侯乙木棺，双重，外棺有青铜框架，内棺外面彩绘门窗及守卫的神兽武士。中室放置随葬的礼乐器。北室放置兵器及车马器等。西室置殉葬人木棺十三具。墓中共出土随葬品一万五千多件，其中有一套曾侯乙编钟，是迄今发现的最完整最大的一套青铜编钟。钟在我国商朝时就已出现，人们按钟的大小、音律、音高把钟编成组，制成编钟，演奏悠扬悦耳的乐曲。曾侯乙编钟共六十四枚，八组，分三层悬挂在铜、木做成的钟架上。钟架由六个佩剑的青铜武士和几根圆柱承载，总重量达三千五百千克，它的重量、体积在编钟中是罕见的。尤为可贵的是，钟体和附件上，还篆刻有两千八百多字的错金铭文，记载了先秦时期的乐学理论以及曾和周、楚、齐等诸侯国的律名和阶名的相互对应关系，这一重大发现，摒弃了＂中国的七声音阶是从欧洲传来、不能旋宫转调＂的说法，被认为是世界音乐史上的重大发现。墓中还出土了编磬、鼓、瑟、笙、排箫等大量乐器，为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出土的一件漆木衣箱盖上，绘有包括青龙、白虎、北斗图形及二十八宿名称的天文图像，说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创立二十八宿体系的国家之一。曾侯乙墓出土的漆器有二百二十多件，是楚墓中年代最早也是最为精彩的，体现了楚文化的神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