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文史博览 >

江西“溪(傒)狗”考辩

作者:邵鸿 【摘要】本文考察了江西人士有被士族讥爲“傒”、“傒狗”、“溪狗”这一历史文化现象,认爲魏晋南北朝时期称呼“傒(溪)”者往往是对江东士族豪强甚至普通百姓的一种蔑称,而非如陈寅恪先生等学者指出的是指“傒(溪)族”,寻阳、南昌有溪族居住的说法缺乏基本的史料支持,并由此对陈寅恪学术方法与成就做出分析与评价。

【关键词】 “溪狗” 溪族 蔑称 陈寅恪

一、 问题的提出

东晋南朝时期,有豫章、寻阳人士被讥爲“溪(傒)狗”的现象。

《世说新语·容止》:

别日,温(峤)劝庾(亮)见陶(侃),庾犹豫未能往。温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见之,必无忧也。”庾风姿神貌,陶一见便改观,谈宴竟日,爱重顿至。

《南史·胡谐之传》:

谐之,豫章南昌人也。上(齐武帝)方欲奖以贵族盛姻,以谐之家人语傒音不正,乃遣宫内四五人往谐之家教子女语。二年后,帝问谐之曰:“卿家人语音已正未?”答曰:“宫人少,臣家人多,非唯不能得正音,遂使宫人顿成傒语。”帝大笑。

就梁州刺史范柏年求佳马,柏年患之,谓使曰:“马非狗子,那可得爲应无极之求。”接使人薄,使人致恨归,谓谐之曰:“柏年云,胡谐是何傒狗,无厌之求。”谐之切齿致忿。

多年以前,陈寅恪、周一良等先生据此认爲,陶、胡二人皆爲溪族,东晋南朝时江西多有溪族居住。

周一良先生《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谓:“又有所谓溪人者,多以渔钓爲业,如唐代蛮蜑渔蜑之比。散在南州诸境,其来源不可晓。”他着重以陶侃、胡谐之爲例,证明寻阳、南昌有溪人居住,并进而推断,梁陈间南川土豪中的“新吴洞主”余孝顷亦爲“江州之溪人”,“其地有溪人土着自极可能”。

周文得到陈寅恪先生的指点,故实际上反映了陈先生的意见。稍后陈先生在其《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中,据陶侃之早年曾事渔,贵族讥他爲“溪狗”,以及诸子好勇斗狠等,推断陶氏世爲溪族并信仰天师道。又据《南史·胡谐之传》之载,称胡氏爲“溪人”。 此后他又在多篇文章和授课中反复申此观点,如在万绳楠先生根据他讲课笔记整理的《魏晋南北朝史讲演録》中说:“槃瓠蛮即豀或溪族,所以号爲‘溪’,与五溪地名至有关係。陶侃少时以捕鱼爲业,又出于溪族杂处的庐江郡,故于温峤‘溪狗’之诮,终不免有重大嫌疑。《晋书·陶侃传》谓陶侃本鄱阳人,吴平,徙家庐江之寻阳。陶侃之家当是鄱阳郡内的少数民族。又陶侃既被当日胜流以小人见斥,而终用武功致位通显,他的儿子禀性凶暴的有不少。此则气类与溪族相近。” 陈先生还更爲肯定地认爲,梁陈之际的黄法█(奭+毛)、熊昙朗、陈定、余孝顷、周续、周敷、周迪等诸多南川土豪,“若依《南史·胡谐之传》出生地域的关係言之”,“当与‘傒狗’同类”。 依陈先生说,则几乎江西全境都满布溪族,且其对东晋南朝历史影响甚大。

此说一出,历来治魏晋南北朝史者多从之,如王仲荦、何兹全、万绳楠等先生的着作均如是说,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亦沿袭之,称陶渊明有蛮族血统。至今此说仍爲许多人所遵从,比如最近出版的《江西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仍认爲其时寻阳、南昌一带居住着溪族,溪族活跃于江西境内, 而且大凡论陶渊明者,几乎无不肯定其先世爲溪蛮,言之凿凿,几成定论。不过,也有学者曾怀疑这一说法,如吴之邨先生就批评其说“子虚乌有”,可惜未详细论证,也未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笔者认爲,东晋南朝时期江西多有“溪(傒)人”之说,虽爲陈寅恪先生等大家所倡,但并不符合历史实际,且又涉及到作爲后辈学人,应该如何认识和看待陈寅恪先生的学术观点及其价值这样一个大问题,故特撰此文,以求教于方家。

二、 问题的讨论

首先,认爲寻阳、南昌及整个江西地区有溪族居住,不符合六朝时期南方少数民族分布的基本情形,缺乏基本的史料支援。

爲了说明这一点,自然要从“溪人”谈起。

中国古代北方有“奚”、“傒”一族,商代甲骨文中已见。属东胡系统,北朝隋唐时期还一度强大,辽金时期逐渐堙灭 。因与本文所论的南方“溪(傒)人”无关,这里可暂不谈。而中国古代的南方,则一直有一种被称爲“谿子”或“溪(傒)子”的民族或人群。

《战国策·韩策一》:“天下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谿子、少府、时力、距来,皆射六百步外。”这是说战国时韩国特産的弓弩中有“谿子”一种。《淮南子·俶真训》:“乌号之弓,谿子之弩,不能无弦而射”,高诱注:“谿子,爲弩所出国名也。或曰:谿,蛮夷也。以柘桑爲弩,因曰谿子之弩也。一曰谿子阳,郑国善爲弩匠,因以名也。”又《史记·苏秦列传》裴駰《集解》:“许慎云:南方谿子蛮夷,柘弩,皆善材。”《索隐》:“许慎注《淮南子》,以爲南方蛮出柘弩及竹弓。”《太平御览》卷三四八引许慎注:“南方谿子蛮之弩,皆善射。”从这些注释中可以看出,汉代的人们,一般已把“谿子弩”视爲南方一个蛮族的出产。这一说法其实并不正确,因爲《战国策》说的很清楚,“谿子”係“韩出”,如果是南方进贡而来,则应爲楚越之良而不可能爲韩国所独擅。倒是高诱所说“一曰谿子阳,郑国善爲弩匠,因以名也”才是正解,韩灭郑并都之,郑国所産当然就是韩国製造。但汉代以来注家的上述说法也有其依据和意义,这就是当时南方确有“谿(溪)子”蛮族,善制弩机,他们是在以今说古罢了。

“谿子”究竟是汉代以来的哪一民族,其分布地域何在,史料中并没有直截了当地说明。《魏书·司马睿传》在概述南方少数民族时,提及“巴、蜀、蛮、僚、谿、俚、楚、越”诸种,可见南北朝时期南方仍有“谿(溪)”族一支。《后汉书·南蛮传》李贤注引干宝《晋记》:“武陵、长沙、庐江郡夷,槃瓠之后也,杂处五溪之内。”陈寅恪先生《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据此云:“此支蛮种所以号爲溪者,与五溪地名至有关係。”陈先生这一推测似有理,现时学术界一般也认爲,溪族实即汉代以来着名的“武陵蛮”或“五溪蛮”, 其中心聚居区是今湖南、湖北、重庆、贵州间的广大地区。这里汉代设有武陵郡,境内有所谓“五溪”,《南史·夷貊下》:“荆、雍州蛮,槃瓠之后也。种落布在诸郡县。……居武陵者有雄溪、楠溪、辰溪、酉溪、武溪,谓之五溪蛮。” 《水经注·沅水注》:“武陵有五溪,谓雄溪、樠溪、无溪、酉溪,辰溪其一焉。夹溪皆是蛮左所居,故谓此蛮五溪蛮也。”曆汉、三国和整个南朝,除了蜀汉较爲成功地对其拉拢并加以利用外,“五溪蛮”一直是各有关政权的大患,战事不断。此后直到宋明时期,这里的少数民族仍被称爲“五溪蛮”,也时有叛乱冲突见于史籍。

武陵蛮虽爲诸蛮之一,但却爲蛮族大宗所在。因爲苗蛮(槃瓠蛮)的中心实在五溪区域,所以《后汉书·南蛮传》开篇叙述槃瓠及槃瓠蛮事后总括一句:“今长沙武陵蛮是也。”干宝《晋记》把武陵、长沙、庐江之蛮统称爲“杂处五溪之内”,放大了“五溪”的范围,其说虽错,却有一定的合理性,即长沙、庐江槃瓠诸蛮总体上出自武陵。从这个意义上说,似乎还不能否定武陵蛮以外的槃瓠诸蛮也有可能被称之爲“溪”。

《南齐书·蛮传》:“蛮,种类繁多,言语不一,咸依山谷,布荆、湘、雍、郢、司等五州界。”此蛮族之大致分布范围。因此就总的分布情况来说,江西并非蛮族的聚居区域,即使把所谓“谿(溪)”扩大到整个蛮族的话,其与江西大部分地区也不太扯得上关係。唯一和江西有关联的,当属江州的“庐江蛮”,因爲从地理上说,寻阳在西晋时期还属于庐江郡,但寻阳其实也并不是蛮区(详下)。

史料中还有少量“溪人”分布的具体记载。《资治通鉴》卷一一五,晋安帝义熙六年(410):“始兴溪子拳捷善斗,未易轻也。”这是东晋时粤北韶关地区有溪人聚居的明证。又《太平御览》卷九六三引南朝宋沉怀远《南越志》:“沙麻竹,人削以爲弓,弓似弩,《淮南》所谓溪子弩也。”又引《岭表録异》:“沙麻竹,广、桂皆植。”引裴渊《广州记》:“石麻竹劲利,削爲刀,切象皮如截竿。”宋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下:“岭表有竹,俗谓司马竹,又谓私麻竹,《南越志》曰河麻竹,可爲弓,似弩,谓之溪子弩。”将这些记载和前面汉晋注家对“谿子弩”解释对看,则“谿子”所处,确及于今岭南地区。

又《梁书·杨公则传》:“公则所领,多是湘溪人,性懦怯”。《南史》本传后二句小有不同,作“多是湘人,溪性懦怯”。余嘉锡先生据之指出:“齐、梁之时,并呼湘州人爲溪矣。” 湘州在湖南中部和东南部,治临湘(今长沙),有长沙蛮等分布,所以人们把整个湘州人都视爲有“溪性”,可以理解。

六朝时期明确具体记载“溪人”及地域的,仅此二例。这也进一步说明,所谓的“溪人”无论是泛称还是专称,其分布范围并不包括江西地区。

以上是从“溪族”一般分布来说,再具体来看江西特别是南昌和寻阳地区的情况。

先说南昌地区,除了《胡谐之传》待讨论外,秦汉以来各种史料中是找不到任何有溪(傒)人乃至蛮族居住记载的。至于同爲南昌土着的熊昙朗以至于其他南川土豪均爲“溪人”之说,其实也都是由胡传及陶侃“溪狗”之讥而来,别无根据。

至于寻阳,南朝史籍中确有蛮族居住活动于附近地区的记载。除了上面提到的“庐江蛮”,时有所谓“缘江蛮”分布于长江中游沿岸,故刘宋时期,有讨伐“缘江蛮”的记载。又《宋书·庾悦传》载刘毅上刘裕表:“寻阳接蛮,宜有防遏,可即州府千兵,以助郡戌。”《南齐书?曹虎传》:“江州蛮动,敕虎领兵戍寻阳,板辅国将军,伐蛮军主,又领寻阳相。” 又《隋书?地理志》:“南郡、夷陵、竟陵、沔阳、沅陵、清江、襄阳、舂陵、汉东、安陆、永安、义阳、九江、江夏诸郡,多杂蛮左,其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隋之九江郡,即南朝的寻阳郡。据此,似乎寻阳有较多蛮族居住。但兴?苤??铣?幌蛟谏偈?褡寰劬忧?枇⒆罂ぁ⒆笙兀?凳╊亏阃持巍6?缚际芳??把艟衬诙??岳床⑽拮笙厣柚茫?浇?厍?残}有今江北的南新蔡郡宋齐时期曾一度设立阳唐左县。而且《庾悦传》说的很清楚,寻阳是“接蛮”之地,故宋齐在此置兵戍守,其本身并非蛮区。因此,现有的史料是不足以证明南朝寻阳地区有很多蛮族或所谓“溪”族聚居的。

其实,不止寻阳和南昌两地,秦汉以至六朝时期,在整个江西地区同样看不到蛮族入徙的记载。也就是说,除了江东士族讥陶、胡两人爲“溪(傒)狗”、“傒音”之外,江西地区广泛居住着蛮族的说法是没有起码的证据的。我们甚至可以退一步假设,即使在赣西和赣南的部分边界山区有可能已经发生了唐宋以来可见的、来自湖南和岭南的蛮族(苗、瑶、畲等)进入,也仍能肯定地说,这一现象也绝非大规模的,更不可能出现在赣江流域和江西广大地域上普遍居住蛮族或溪人的现象。

更重要的是,江西地区从先秦以来,真正的土着居民一直是古老的越族,这无论从文献记载还是考古资料都已得到充分证明。秦和西汉时期,王朝在江西地区设县尚少,在县治之外的大量“隙地”和山区仍然有许多土着越人聚居。 所以才有东汉末年和东吴时期,孙权发动对山越的大规模战争,江西北部、中部大量发生越人的反抗先后被镇压下去(有学者统计,累计反叛的人数达三四十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