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乘止观法门》的作者慧思(515 —577 年),元魏南豫州汝阳郡武津县人。15岁披剃出家,20岁受具足戒,勤奋好学,通达三藏。他一生主要时间是花在研究和讲说《大品般若》、《法华经》等大乘经典上,数年间竟诵满《法华经》1000遍,受到人们极度钦敬。据《高僧传》卷廿一说:“因读《妙胜定经》,叹禅功德,便尔发心,修寻定支。”从而使他由教入禅,走上了禅教并学、止观双修的道路。他给后人留下了《四十二字门》、《随自意三昧》、《立誓愿文》、《三智观门》等著作9 种,影响颇著。但其中的《大乘止观法门》却颇有争议,有肯定慧思所著,也有疑为伪作,聚讼争议,迄今尚无定论。
《大乘止观法门》共两卷,深入解释止观二门的精义。在宋以前的僧传及经录都无此书的记载,国人无从得见。据遵式在该书序言中说:“我太师惜之无闻后代,从大悲心,出此数万言,目为《大乘止观》,亦名《一乘》,亦曰《曲示心要》……噫斯文也,岁月遥远,因韬晦于海外,道将复行也。
果咸平三祀,日本圆通大师寂照,锡背扶桑,杯泛诸夏,即登鄮岭,解箧出卷,天竺沙门遵式,首而得之。度支外郎朱公幁冠首序,出俸钱模板,广而行之。“据此可知,本书曾流失海外,于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才由日僧寂照将书授予遵式,又20年后,才在天禧四年(1020年),由朱泚出资刊印此书,从此流传国内。
著名佛教史学家汤用彤在《隋唐佛教史稿》中说:《大乘止观法门》“引《起信论》频多。按《起信论》出书约在慧思晚年,《止观法门》一书,恐非思所作,此日本僧人早有言之者”,因而否定慧思所著。但据方兴先生考证:《起信论》译出年代,约在公元550 至554 年之间,此时慧思正当盛年,约为36岁到40岁左右,活动频繁,在光州大苏山一带讲说摩诃衍义,可证汤的所谓《起信论》译于慧思晚年之说不能成立。至于所谓日本僧人早有言之者一事更不足取,因为日僧宝地房证真在其《三大部私记》中早已逐条批驳,论证确凿。
佛学家吕澂在其遗著《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说:现在的慧思著作里有《大乘止观法门》,完全依照《起信论》的说法结构而成。从它的文义上看,当然是后人托名伪作,但是将慧思的议论和《起信论》联成一起,就思想脉络说,也并不是没有由来的。吕澂主张《起信论》是粱隋之间人依据魏译《楞伽》而伪作的,并依前述汤先生所说出书约在慧思晚年,当然从而否定。
学者郭朋的态度颇不明朗,他在《隋唐佛教》中认为:因为在这部书里,也谈了“真如受熏”、“阿黎耶识”等属于《起信论》的思想内容,所以在佛教史上,曾有人认为它不是慧思的作品。虽然从有关史实推之,也有这种可能,但是这里姑且还是把它当作慧思的著作来对待。这是一种模棱两可的怀疑论调。在《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所收的石峻等先生的文章对该书举出如下三点理由说:(一)《高僧传》、《大唐内典录》和《开元释教录》等书均未收录,而在国内又早已失佚,直到宋咸平年间才从日本传入,其真伪的疑点颇多;(二)慧思主禅定,认为一切智慧皆从禅定生,而《大乘止观法门》却主张定慧互生,理论体系自相矛盾;(三)慧思的主要著作如《诸法互诤三昧法门》、《法华经安乐行义》等书中,都未涉及到《大乘起信论》的思想,而《大乘止观法门》却揉合了天台教观与《大乘起信论》中的阿黎耶识与染净二法等思想,显系思想观点不同的他人所撰。因而断定:“此书伪造的可能性很大,不能当作慧思的著作来对待。”
在一片否定和伪造声中,史学家任继愈却中流砥柱,在《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明确地表示:“或疑此书为伪作,作者认为此书可信”,憾其未作进一步说明。
学者方兴的态度最为坚定明朗,他从理论和史实全面地列举理由批驳石峻论点说:(1 )慧思著述该书时的思想已由龙树的实相论转变为马鸣的缘起论,故不为当时盛行的智顗天台宗学者所接受,因而不合时宜不能广为流传,《续高僧传》等诸书也就不予著录,这是不足为奇的;(2 )慧思所说一切智慧皆由禅定生的理论是针对江东的论师轻视修持、诋毁禅定的行为所作出的批判,故把禅定的作用提到绝对高度。实际上,他在修禅过程中,处处突出“观身本”、“观心身”等“观”字,而观即慧的异名,也即是在观上狠下功夫,才能由定生慧,他的思想并无矛盾;(3 )慧思后期,与《大乘起信论》译者真谛三藏互相参访,因而思想逐步接受《起信论》的观点而反映在《大乘止观法门》中。方兴认为:印度人的作品,也有不少是托名伪造,即使译过来,也难以保证其正确,而中国高僧如智顗、法藏等人的著作的质量不一
定比印度人差。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大乘止观法门》对天台宗性具、性恶的思想,禅宗无相、无住、无念思想的形成,都有着直接的影响,这是一部重要的著作。
总之,有关《大乘止观法门》的真伪问题,目前学术界还存在很大的分歧,有待于研究工作者进一步探索。
(董健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