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国是周武王灭商后分封的一个诸侯国,是战国七雄之一,在中国文化史上居有重要地位。但古今史学家、地理学家和一些学者,对燕国都城之所在地的看法与认识却很不一致。各种辞书对此说法不一,许多历史文化著作也各执己见。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燕召公世家》中说:“周武王灭纣,封召公于燕。”在《货殖列传》中说:“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没有指出燕国建都何处。《战国策。燕策》中有纵横家苏秦一段话:“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余里,……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之利,……此所谓天府也”,也只叙述了燕国之四邻、疆域和规模。燕国大将乐毅在《报燕王书》中记述了他公元前284 年率领大军攻齐获胜,把从齐国缴获的大批财物统统运回燕国,“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入燕。大吕陈于元英,故鼎反于历室,齐器设于宁台。蓟丘之植,植于汉篁”,但没有说明元英、历室这两个燕国的宫殿和宁台在何处。虽提到蓟丘,但很难肯定这就是燕国的都城,所以仍不知燕都在哪里。《战国策》是我国战国时期的史料汇编,司马迁撰《史记》参考了它。在《刺客列传》中,几乎全部采用了荆轲、豫让、聂政的材料,都没有指出燕国的都城就在蓟丘;北魏时代的大地理学家郦道元在他的名著《水经注》中说:“昔周武王封尧后于蓟,今城内西北有蓟丘,因丘以名邑也,犹鲁之曲阜,齐之营丘矣。”南朝宋人裴骃为《史记》作的“集解”也说:武王封召公于北燕,“在今幽州蓟县故城是也”。但蓟和燕都是否一回事,是否一个国家,后世学者却有不同看法。
现代的一些专家、学者,长期以来对燕国在何处建都的看法与认识,大体有以下三种:第一,燕都在蓟。
郭沫若的《中国史稿》,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朱绍侯主编的《中国古代史》,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古代史卷)》还有其他一些历史文化著作,都认为燕国建都于蓟(今北京或北京西南角)。
侯仁之、金涛合编的《北京史话》,除了说蓟是“周朝所分封的燕国的国都”外,还说:“为了防御邻国的侵扰,便于加强对全境的统治,燕国的统治者约在公元前三百年于蓟城西南易水上的武阳,别建陪都,号称燕下都。”第二,燕都先在易或他地,后迁于蓟。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和后来出版的《中国通史》中说:“召公的儿子封于燕(故都在易,河北易县。后迁都蓟,北京)。”姚舜钦、张若玫等合编的《中国古代史及中世纪史讲义》又说:“燕,同姓召公奭所封,初封在今河南郾城的召陵,后来迁到山西省汾水流域,最后迁到蓟丘(今北京)。”第三,燕都始终在易。
顾颉刚在《中国史学入门》中对以上观点持否定态度。他说:“因为燕灭蓟,燕把蓟灭了。可知燕和蓟,原本不是一个地方。”“北京过去发掘出来的文物,都没有燕国的器物,可以知道燕国京都不在北京。燕国京都在哪里?在易县。所以,说北京为燕京、燕国的京都,是错误的。说易县为燕国的下都,都是错的。易县,今日仍留有不少燕国时代的文物。”还说:燕太子丹,派荆轲去刺杀秦王,人们为荆轲送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件事,这首歌,也可以证明,燕国的京都始终在易县。”
“乾隆在香山写了‘金台写照’四个字。金台,即黄金台,黄金台原为燕昭王所建造的。在香山写这么四个字,也是无根据的。”
另外,有人因为“近年北京出土一批带有匽(燕)侯字样的周初铜器,在辽南也发现不少商、周铜器,证明召公之子确实分封于蓟”。有人却因为易县发现古代规模宏大的故城建筑遗迹,“发掘出东西长约八公里,南北宽约四公里,城区面积达三十二平方公里的城市建筑遗迹”,“故城内埋有陶管下水道,并有城垣、门阙、宫殿等遗址”,还有“炼铁、制骨、制陶等作坊的遗址十余处”,据此资料推测,燕国京都应在易而不在蓟。
1982年2 月16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全国首批二十四个历史名城》,也许由于以上原因,所以新华社在对这24个名城简介时,对北京的简介只说是“燕、蓟重镇”,而没有肯定北京是否曾是燕国的京都。至于《辞海》、《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等,对燕、蓟、易县、大兴县、北京的说法就更多了。
(任振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