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均贫富”战斗口号的,是北宋川峡地区农民起义首领王小波。宋太宗淳化四年(993 年)冬,王小波在江原(今四川崇庆东南)阵亡后,起义军推举李顺为领袖,继续坚持斗争。次年春攻克成都,被推为大蜀王,建元“应运”。一面实践“均贫富”口号,一面分兵攻占北至绵州(今四川绵阳),东至巫峡之地,扩军数十万,震动整个北宋王朝。
宋太宗赵光义得知消息后,急派宦官王继恩等率禁军分两路人川镇压。五月,成都陷落,义军3 万人英勇战死,8 名首领被俘遇害。
关于李顺的最后结局,历来有以下几种说法:一、淳化五年成都陷落后被杀。据《宋史》记载:“五月丁已,西川行营破贼十万余,斩首三万级,复成都,获贼李顺。”“丙子,磔李顺党八人于凤翔市”。
二、宋仁宗景佑中(1035年至1036年间)在广州被捕遇难。
北宋著名科学家、政治家沈括在名著《梦溪笔谈》卷二十五记述说:“至景祐中,有人告李顺尚在广州,巡检使臣陈文琏捕得之,乃真李顺也,年已七十余,推验明白,囚赴阙,复按皆实。”
三、兵败逃匿,下落不明。
据南宋陆游所撰《老学庵笔记》云:“王师薄城,且城破矣,李顺忽饭僧数千人,又度其童子亦数千人,皆就府治削发衣僧衣,晡后,分东西两门出,出尽,顺亦不知所在,盖自髡而遁矣。明日,王师入城,捕得一髯士,状貌类顺。遂诛之,而实非也。”
以上三说何言为实,何言为虚,使人难以定论。
《宋史》虽为正史,但由于成书时间较晚,距李顺义军失败约近三300 年,且多有脱漏,所以不可全信。从其“复成都,获贼李顺”句看,应是抓住了李顺。但从“磔李顺党八人于凤翔市”句看,却含混其词。不知8 人中
是包含李顺,还是指李顺部下8 名首领?若与沈括《笔谈》之“及败,人尚怀之,故顺得脱去三十余年始就戮”句相联系,莫非李顺于成都被俘后,在群众掩护下又设法逃脱,辗转岭南,30余年后才在广州被捕遇害?若从沈括语:“朝廷以平蜀将士功赏已行,不欲暴其事,但斩顺,赏文琏二官,閤门祗候”句推论,也说明朝廷为不失尊严,对此事极力遮掩,不愿泄露几十年后才得以杀掉真李顺这件事。另外,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也说成都城破,王师抓了一个假李顺处斩后,有一名叫张舜卿的官员向朝廷密报说:“‘臣闻顺已逸去,所献首盖非也’。太宗以为害诸将之功,叱出,将斩之,已而贷之,亦坐免官。”也可说明北宋朝廷确有遮掩之事。这不能不使人对李顺在淳化五年被杀产生满腹疑团。南宋人杨仲良在《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十三“李顺之变”中,有成都陷落,“顺就义”之说。但杨氏此书,是根据南宋史学家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所改编。李焘系四川人,曾在四川任地方官多年,后任朝官又主持修史多年,他熟悉当代典故,其著作对保存北宋史实有较大贡献,为何李氏《长编》不载其事?这说明杨氏之说也使人难以置信。
沈括治学较严谨,所处年代又与李顺史实较近,沈氏之说本应可信。但亦有人提出沈氏在《笔谈》中既然说:“文琏予尚识之”,还说“文琏家有《李顺案款》本末甚详”。但不知捕杀“真李顺”事,是沈氏风闻他言,还是听文琏亲自面语告知?《李顺案款》本末甚详,是自己亲自过目,还是捕风捉影?这些重要情节均未尽详。所以沈氏之说虽然可成一家之言,但还是难以使人确信。陆游留蜀甚久,《笔记》中记蜀中遗闻轶事颇多,尤其是记成都江渎庙壁李顺画像多条等,保存了北宋一些重要史实,如果记述属实,那么,同时之蜀人李焘书中为何不载?这正如清朝康熙时毕沅在《续资治通鉴》中发问说:“李焘以蜀人记蜀事,何以不载?”因此,在疑似之间,陆氏之说也使人产生疑义。可能由于以上原因,所以现代著名学者及有关论著对李顺之结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辞源》、《辞海》等工具书,也只好同时录用两种以上说法。(任振河史文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