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辇图》(0/0)

传为七世纪著名画家阎立本所作的《步辇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杰出的艺术成就。唐太宗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吐蕃（今西藏）17岁的领袖松赞干布，派遣使臣携礼物至长安（今西安）请求通婚；6年后，又派其“大相”（居首位的大臣）禄东赞携贵重聘礼晋见唐太宗，订成婚约。次年，由江夏王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入藏，并带去了农业、医学、营造、技工等方面的人材以及工具、种子、书籍等。这不仅加强了汉藏友好，巩固了边疆，也对藏族人民生活、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意义深远的贡献。

《步辇图》的创作，就是为了纪念、歌颂这一历史事件。但作者没有描绘人物众多、令人眼花缭乱的为文成公主送行的场面，也没有刻划带有期待和欢乐气氛的松赞干布的迎亲，而选择了唐太宗接见禄东赞这一较单纯的情节。传统中国画的构思历来重视主题突出，并运用以少喻多、以点代面等手法，以取得耐人寻味的效果。所以，这幅画借禄东赞谒见唐太宗请婚时不同神情的表现，来启示这一事件可能发展的前景。作为描写这一类国家大事的宫廷画家，必然要把突出唐太宗的威仪及乐于与吐蕃结亲的心理状态放在首位。对禄东赞（左起第二人）的刻划，使人感到确是一位真诚而恭敬的使臣。至于着红袍执笏的引见官和穿白衣的随从，则反映了他们的职位和气度的悬殊，并各具鲜明的性格特征，这也表现了中国画“以形写神”的优良传统。

唐太宗所乘的“步辇”，是一千三百多年前封建宫廷中的一种习俗。画面上，群女环绕，似花团锦簇，烘托了唐太宗的重要地位与权威，也暗示了唐皇朝的强盛繁荣和喜庆的气氛。至于画面人物大小的比例关系，在中国古代人物画创作中，多因其社会地位的高低而定，并不受真实情况或近大远小的规律的限制。这并不是画家的低能或错误，而是根据当时对创作和欣赏的特殊要求所形成的表现手法。这9名宫女各具动态和唐太宗的端坐微笑凝思，形成动与静的烘托对比；而右方密集的如众星捧月的一群，又和左方肃立排列的三人形成动与静、繁与简的对比。所以此画似乎情节简单，没有其他背景衬托，却能做到主体鲜明，并在构图上表现了单纯而又丰富的节奏变化。

人物的衣纹简劲朴质，禄东赞的长袍却花纹精密，显示其民族服装的特色。画面色彩除墨染外，用大红、赭黄、石绿、白粉等色，形成温丽、庄重与愉悦的气氛，从中也可以体会到和东晋（公元317———420年）顾恺之《洛神赋》（宋代摹本）及敦煌初唐（公元618———712年）壁画色彩运用的一些类似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