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学”概念之我见

“新国学”概念之我见

王富仁先生走了，但他却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学术遗产，其中“新国学”概念的提出与阐释，我个人认为其意义并不亚于他对鲁迅研究所做出的重大贡献。2005年，王先生在《社会科学战线》杂志上推出了他的系列长文（《“新国学”论綱》，立刻引起了国内学界的强烈反响，一时间，赞同者有之，质疑者也有之，整个学界热闹非凡。

什么是“新国学”？王先生本人所给出的定义，是专指“五四”以来“由陈独秀、李大钊开其端的中国现代革命文化，以鲁迅为主要代表的中国现代社会文化，由从事外国文化的翻译、介绍和研究的学者和教授创造出来的大量学术成果”。这说明他不赞成把“国学”仅仅看作是古典派的儒学阐释，现代社会的人文研究成果也应该被视为“国学”的组成部分，并充分去发掘和研究两者之间的承续关系，而绝不将“国学”的概念局限于“古代”。王先生为此还详细列举了中国古代、近代与现代学术史的逻辑关联性，且以“新国学”去重新为中国近现代学术研究命名，这是一种具有远见卓识的理论创新，同时也是对当下文化乱象的一种否定。钱理群先生曾非常赞赏王先生在“新国学”的阐释中，认为“新国学…可以成为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文化的、学术的和精神的归宿”这句至理名言。的确，王先生一语点中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要害，即：无论你是反传统还是崇西方，你都首先应该知道“你是谁”。

我们今天来谈论“新国学”，并非是要将一切学术研究全都简单地等同于“国学”，而是要从学理上搞清楚我们的学术基点，与传统“国学”之间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因此，我个人想对“新国学”这一概念，谈点不成熟的想法。

首先，是“新学”与“国学”之间的辩证关系。我个人并不赞同只将“新学”局限于晚清，其实“五四”以来的学术研究，都是所谓的“新学”;因为“新学”的最大特点，无非就是用西方现代人文精神去重新阐释中国传统文化。这里直接涉及两个关键词，即“西方”与“传统”。“传统”如果是按照“国学”的标准要求，自然是指儒家经典的知识储备，这种学者恐怕少之又少;“传统”如果是用生活习俗去衡量，那么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必然是它的象征符号。而“西方”则不然，那是一种为我们所并不熟悉的文化体系，自晚清到“五四”，以“西学”为宗旨的“新学”，使“传统”面临着巨大的危机。然而，令我困惑不解的却是，倡导“新学”的启蒙精英，他们究竟读过多少“西学”书籍？又懂得多少西方文化知识？就拿“五四”文学革命的先驱者胡适来说吧，他的英语水平我并不怀疑，但他在美国留学七年，前四年是在康奈尔大学读农科，后三年是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哲学。众所周知，哲学是一门非常高深的学问，我们用中文去学都感到十分吃力，而胡适却只用三年时间便完成了本、硕、博，对此我个人是深表怀疑的。另外，近百年来，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对于西方文化知识的接受与传播，都不是以英文为范本的直接性接触，而是以中文为范本的阅读和理解。我曾深有感触地对学生们说，我和你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没有真正读过西方的学术著作和文学作品，至多不过是一些中文翻译本的“西学”知识。

问题恰恰就出在这一方面。中西方文化的对话交流，是有条件而不是无条件的，即外来因素必须被汉语思维所理解与兼容，否则它就会失去在异域文化体系中的生存土壤。因为文化对话有一重要原则，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必须经过语言思维的转换程序;一切外来文化因素都要符合受体文化的思维习惯，才能进入受体文化中并产生影响和发生作用，否则就会受到强烈地排斥。由于中西方之间语言思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因此余英时认为若“在中文与英文之间要找出一个同义词，不但所指的对象相同，而且含义和联想也相同者，往往不可能;甚至在日常语言的层次上都是如此，更不用说是深奥微妙的文学讨论了”。语言思维的歧义性，又使文化交流本身，呈现出一种意义的置换性，外来文化很容易就被本土文化所消解。只要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便可发现，中华民族与西方文明的历次对话，都明显存在着一种“化西”或“融西”的有趣现象。比如，“中国从印度吸收佛教并没有导致中国的‘印度化’，中国吸收佛教是为了中国的目的和需要，中国的文化仍然是中国的”。基督教传人中国的过程，也是非常令西方人头疼的，传教士们为了使中国人相信上帝的存在，他们想方设法从“四书”“五经”中去寻找理论根据，因为他们都十分清楚，“一个中国人在生活环境、生活方式、期望、语言、教养和国民性等方面如果没有汲取相当一部分儒家传统简直是不可思议”。是故西方人才会不无悲哀地喟叹道：“假如在某一天，中国人确实引入了基督教，那也只能期望它在与中国文化的主要要素相容的前提下被吸收和改造。”这充分说明了一个道理：我们曾盲目崇拜过的那些“西学”，其本质实际上仍旧是“中学”;换言之，它就是一种穿着西装的“中学”。所以，我个人并不把“新学”简单地等同于“西学”。

其次，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辩证关系。“五四”至今，启蒙精英曾一再以反传统为己任，好像不反传统中国文化就不可能拥有现代性似的，这又是一个极大的认知误区。什么是“传统”？一谈及“传统”，人们似乎都会产生这样一种错觉，仿佛“传统”一旦形成就会亘古不变，成为阻碍民族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负面因素。这就使得我们有必要去对“传统”做一番科学而理性的解读。钱穆先生曾释义说，“传统”二字，重在“统”而贵在“传”，“统”从丝旁，意味着中国自远古时代的农耕文化起，所形成的社会组织、民族习俗、语言思维以及生活方式等。“而此一个统，则又贵能世代相传，永久存在，此则为传统。”钱穆先生已经说得很明白了，“统”作为中华民族的文明起点，它是在世代相传中不断发展壮大的，“传”就是对“统”的不断完善与不断丰富，其本身就表明“统”在“传”的过程当中，始终都呈现出一种动态运行的渐变模式。纵观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史，伴随着时代变迁与族群进化，“传统”的原有内涵早已日新月异，增添了无数的新内容和新元素。恐怕没有人会把我们今天所倡导的儒家思想，简单地等同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论语》箴言，因为大儒学经过历代圣贤的诠释与演绎，已经变得更加精粹也更具有生命活力。那什么又是“现代”呢？简而言之，就是“传统”的自然流变。以文学为例，胡适在《文学改良芻议》一文里，就明确地指出：“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胡适在该文里，还以“文”之变和“诗”之变为例，去阐释中国文学传统的自我更新，在他看来每一时代的文学，都是对前人的传承和超越，“变”与“新”是中国文学的一种常态。当然了，胡适也认为中国文学的自然流变，“是无意识的，很迟缓的，很不经济的”，自然流变到了一定的程度，便需要有人出来加以引导，这样既能大大地缩短时间，“成效也可以增加十倍百倍”。所以，胡适一直都在反复申明，不能将新文学简单地看作是“西化”的产物，“新文学之运动，并不是由外国来的，也不是几个人几年来提倡出来的，白话文学之趋势，在二千年来是在继续不断的，我们运动的人，不过是把二千年之趋势，把由自然变化之路，加上了人工，使得快点而已”。由此可见，“五四”以后，虽然新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表现出了许多不同于古典文学的“新”因素，但先驱者们却并不认为这些“新”因素，完全是类同于西方的东西，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仍具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比如梁实秋在谈到新文学的现代性时，就曾开诚布公地说：“就文学而论，自古至今，有其延续性，有所谓‘传统’，从各方面一点一滴的设法改进，是可行的，若说把旧有的文学一脚踢翻，另起炉灶，那是不可能的。”又如曾激烈反传统的傅斯年，后来也清醒地意识到，“传统是不死的。在生活方式未改变之前，尤其不死。尽管外国人来征服，也是无用的”。特别是“一个民族在语言未经改变之前，全盘化成别人是不可能的”。梁实秋的感悟与傅斯年的反省，实际上都是在讲述这样一个道理：无论新文学怎样去自我标榜“西化”，只要汉语言文字犹在，它所负载的中国文化意义，也是永远不可能消失的。文学是如此，“国学”何尝又不是如此呢？

王富仁先生所提出的“新国学”概念，与“新儒学”概念具有本质上的不同，他不是简单地要求人们埋首故纸，重新去对“国学”典籍进行释义，而是坚持认为我们今天的学术，其本身就是“新国学”的表现形式。王先生的观点，带有强烈的使命意识，那就是坚决捍卫由鲁迅等先驱者所开创的新文化运动，并承认这一运动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合法性。我想，读懂了这一点，也就读懂了王先生提倡“新国学”的良苦用心。